诗歌的本质是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学说。儒家传统诗学中关于诗的本质的理论。

　　沿革 言志说的提出和发展可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诗言志 “诗言志”一语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虞书》系后人伪托，作为最初语源的依据并不可靠。“诗言志”之说，屡见于先秦典籍。《庄子·天下篇》称“《诗》以道志”，《诗》与《书》《礼》《乐》《周易》《春秋》并提，是特指诗三百篇。《荀子·儒效》称“《诗》言是其志也”，不仅《诗》是指诗三百篇，而且所说的“志”也是指圣人之志。又《左传》中记述了许多宴飨赋诗的事例，那时在外交场合是要用诗的。《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诗赋略》)但“赋诗言志”大都不是自作，而是借用现成的诗，并且往往断章取义。这种风气到了春秋末叶已趋衰歇。言志说虽不能说肇自虞舜，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甚通行则是可以肯定的。

　　汉代，言志说在儒者中续有发挥。如《礼记·孔子闲居》有“五至”说，其中“诗至”即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诗道志，故长于质。”扬雄的《法言·寡见》：“说志者莫辩乎《诗》。”许慎的《说文解字》：“诗，志也。从言，寺声。”而更重要的是

　　《诗大序》中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一解说明确地把言志和作诗联系在一起，“志”是作诗者的志，“诗”是言志者的诗，这样就扩大了“诗言志”的含义，诗不必限于三百篇，与《庄子》《荀子》乃至董仲舒、扬雄所说的“诗”不同。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诗言志”的。

　　情与志 《诗大序》把《乐记》中论乐的说法略加改动，移用于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末，“情”和“志”又是什么关系呢?据郑玄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也。”以“意”释“志”，似与“情”有所区别。然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把“志”解为“哀乐之心”， “情”和“志”是同义的。唐代孔颖达作注疏正是本于此说，把

　　“情”“志”看成是一回事。如其《左传正义》：“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昭公二十五年)又《毛诗正义》：“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乐起而怨刺生。”(《诗序》疏)可是细考《诗大序》原文，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外还有“吟咏情性”的提法，“情”或“情性”应是有别于“志”的一个概念。

　　诗言情 始见于刘歆的《七略》，云：“诗以言情，情者信(性)之符。”(《初学记》卷二十一引)翼奉云：“诗之为学，情性而已。”(《汉书·翼奉传》引)可见汉代已有“诗言情”之说，只是当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不足以同“诗言志”相抗衡。但《诗大序》之所谓“吟咏情性”又附加了一定的限制：“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国史之“吟咏情性”既不同于士大夫之感叹一己的穷通出处，又不越出礼义的界域，因此“吟咏情性”与“言志”虽有区别却不构成对立。

　　缘情说 至魏晋时代，儒学统治衰落，文学家对于情感因素在诗歌中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言志”不止是诗，任何文辞以至言辞，都可以“言志”，《左传》中便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襄公二十五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昭公九年)等说法。于是陆机的《文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新标目，将“缘情”作为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缘情说”与汉儒情志混同的“言志说”，在实质意义上确有差别。因此，后来遂发展成为关于诗的本质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虽然“情”和“情性”的概念也是汉儒所标举的。

　　大抵恪守儒家教义的学者诗人，鉴于昌言“缘情”会逸出“止乎礼义”的规范，因而扬志而抑情，甚至把“情”视同水火之患。如宋代的易学家邵雍说：“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伊川击壤集序》)情、志均见于《诗大序》，所以他不能否定情。但是他要求将“一身之休戚”与“一时之否泰”联系起来，即以国史之“吟咏情性”为典范。然而，“近世诗人”则不然，“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喜怒爱恶都是从自我出发，而无关于“天下大义”，这是“缘情”的弊端。因此邵雍慨叹：“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同上)清代诗人朱彝尊也把诗道沦丧的原因归咎于缘情说，他说：“《书》曰：‘诗言志’。……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于不得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之君子诵之，世治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与高念祖论诗书》)他把“志”解为“欢愉悲愤之思”，同于汉儒之以情释志，认为“言志”须与美刺法戒相关，从诗中可以考见政治得失，而缘情说的风靡导致诗歌“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无益甚至有害于教化，就失去了诗的存在价值。由此可见，言志说和缘情说的分歧，不在于以意释志还是以情释志，也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情在诗中的地位，而在于言志说强调诗的政教功能，缘情说则突出了情而漠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致“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偏离了正统儒学的轨道。

　　内涵阐释 朱自清先生称言志说为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辨》)，不仅是因其历史的悠长，而且是因其影响之深远。各代文论家都对言志说有所阐述发明，使之成为具有丰富内容的诗学理论。

　　言志为诗之根本 言志说把言志看做诗歌的根本。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就鲜明地指出：“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日知录·作诗之旨》)言志既是“诗之本”，那么志的高下决定了诗的高下，所以作诗应该只问志之所向，而不计诗之工拙。如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答杨宋卿》)因此，《礼记·孔子闲居》中“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这句话常为论者所征引。如宋袁燮说：“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直己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语言之工哉?故圣人断之曰：思无邪。心无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型也。”(《题魏丞相诗》)重视诗的内容，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固然是正确的观点，但艺术形式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以为只要志向高尚，心地纯正就能写出好诗，则与单纯追求形式美同样陷入了片面性，实际上是“有德者必有言”的翻版，把道德品行当做诗人的唯一条件，完全抹杀了文学才能、艺术修养的作用。清人程廷祚说：“《虞书》论乐，首曰‘诗言志’。推本于言志，以此知自上世之论诗，未有不先义理者也。”(《诗论十五》)“言志”为本，就是以义理为先，即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这样来阐发言志说就比较全面，并没有用政治来代替艺术，包容艺术。

　　崇尚自然和真实 言志说之崇尚自然、真实，则深刻地揭示了诗歌创作的规律。明王文禄说：“诗言志，亶然哉!有是志，则有是诗，勉强为之，皆假诗也。”(《诗的》)清钱谦益说：“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欢欣噍杀纡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题燕市酒八篇》)诗歌的创作是由于志的充盈、情的勃郁，有不可已者，发而为诗，才是真诗，如果是应人之求，勉强为之，或为文造情，无病呻吟，只能制作假诗。这样解释“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是符合诗歌产生的原理机制的。

　　言志说还涉及言志与咏物的关系。六朝诗歌中咏物之风大盛，描摹景物愈趋精工，成为诗中一大门类。应该如何评价咏物诗，是诗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卷上)清黄子云也说：“一曰诗言志，又曰诗以导情性。则情志者，诗之根柢也；景物者，诗之枝叶也。根柢，本也，枝叶，末也。”(《野鸿诗的》)咏物之工是诗歌的进步，但专意咏物而忘却言志，则是诗歌的退化。情志应是诗歌的灵魂，描写物象是为言志服务的，这关系到对诗的本质的认识问题。言志说对咏物诗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成分的。

　　诗言志须辨真伪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对诗中之志有一个鉴别真伪的问题，因此言志说又联系到知人论世。清归庄说：“传曰：‘诗言志。’又曰：‘诗以道性情。’古人之诗，未有不本于其志与其性情者也。故读其诗，可以知其人。后世人多作伪，于是有离情与志而为诗者。离情与志而为诗，则诗不足以定其人之贤否，故当先论其人，后观其诗。”(《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序》)如果诗是本于其志的，可以因诗见志，如果志是伪造的，就要先论其人，后观其诗，对于作伪的诗就不应肯定。因此，作家思想的考察研究对于文学批评是很有必要的。

　　对志的界说 儒家诗论中对于诗中所言之志，做了礼义规范的限定，这是传统言志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诗人为了摆脱这种约束，求得诗的解放，而对志加以泛化的解释。如清代的袁枚就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再答李少鹤书》)这是对言志说的修正，冲淡了它的道德色彩，使之脱离政教中心论的羁绊，从儒者的诗学转为诗人的诗学。

　　历史地位 “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经过厉代学者文人的阐发构成了内涵深广的诗学理论——言志说。它着重总结了抒情诗的创作规律，强调了以情志为本，重视理性，提倡反映社会现实，发挥政教功能，反对形式主义诗风，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言志说并不单纯统一，其中包含了不同的观点，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保守的片面的倾向，限制了诗歌领域的开拓。缘情说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言志说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