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道德修养与创作技能关系的观点。属儒家文艺思想体系中的作家论。德指道德、品质等内在修养，艺指文艺创作与创作技能。德艺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德艺二者的重要性问题，儒家以德为本，以艺为辅，要求在先德后艺的原则下德艺并重；二是德艺二者的统一性问题，儒家既强调二者的联系，又指出二者的差别，提倡走以德带艺的道路实现德艺统一。这是一种艺为德用的德艺统一观。

　　经典依据 《尚书·梓材》有“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之语，以喻人当先有其质、后有其文。《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亦含先德后艺、德艺并尊之意。真正奠定儒家德艺观的思想基础的是孔子有关文与质、德与言的思想。《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内在精神修养，主要是德。“文”指外在的言谈举止、仪表风度。这反映了孔子对于人的德言并茂、文质相得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重文的，如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指文辞，也就是艺。这表明孔子既看到了德与艺的统一性，也看到了德与艺的矛盾性，深知二者的辩证关系。因而他反对有艺无德，云“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要求先德后艺、由德而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些言论虽是一般地论“成人”、而非专论作家，却提出了以德统艺、德艺并重等儒家德艺观的基本原则。此外，《乐记》作者拟议先圣，有云：“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于德与艺的内在统一性和主次关系有所阐发，亦为后世论德艺关系者所本。

　　发展过程 文德之辨 汉魏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从一般言辞中的独立和文艺家从一般士大夫中的分化，文与德或艺与德的关系问题突出起来，成了学人讨论的一个焦点，即所谓文德之辨。①强调文德二者的统一性。扬雄称：“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法言·君子》)“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法言·问神》)王充首先提出文德说：“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心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班。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论衡·书解》)这都是沿着“有德者必有言”的思路，把文看做内在之德的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德与文是完全统一的。但强调文德统一者也并不都这样简单。徐幹不把艺看做德的自然流露，而是本“文质彬彬”之说强词德与艺相得益彰，不可偏废：“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本也。斯二物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不能丰其枝干，故谓之瘣；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君子，必兼之乎!”(《中论·艺纪》)虽都主张文统一于德，但扬雄、王充隐含轻文之意，徐斡则否。②强调文、德二者的矛盾性。如曹丕即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与吴质书》)颜之推亦云：“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家训·文章》)这仅是以德艺分离为难免的现象，甚或显含贬意。萧纲则以德艺分离为当然：“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这都是沿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路，把文当做德之外的一种才能或一种特殊的事业。人之才德偏有长短，自然难于统一。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指出“近代词人务华弃实”，德行多有“瑕类”，又对所谓文人无行的一概指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希望文人“蓄素以硼中，散采以彪外”，“搬柟其质”，然后“垂文”(均《程器》)，即以德带艺、德艺双丰。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文德之辨的折衷持平之论。这一时期的文德之辨把德艺关系问题展开了。

　　闲中肆外说 由唐至宋，兴起了一场以“文以明道”为宗旨的古文运动；而文与道同艺与德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故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德艺关系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古文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也很一致，那就是闳中肆外。如韩愈的《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李翊书》：“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又如欧阳修的《与乐秀才第一书》：“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此类言论看似与扬雄、王充之说相近，但实有不同。韩、欧等人强调的“有诸其中”是指全面加强内在修养，不限于道德，还包括气魄、学识、乃至文艺素质。唐宋古文家皆重养气，上述言论已含此意(见文气说)。气与德有关，又与情相联，同文艺创作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可进而化为文艺作品的气势。至于学识，上引欧阳修语即以学为言；韩愈自言所养，是“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另据《旧唐书·王勃传》载，裴行俭有“先器识而后文艺”之语，亦重真才实学之意。关于文艺素质，韩愈的《进学解》在讲“闳其中而肆于其外”时，所言便是：“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于其外矣。”所言不限于经；即使对于经，也是着眼于文彩辞章。可见古文家是站在古文创作的立场谈论德艺关系的，他们强调“有诸其中”所考虑的是古文创作的内在需要。这是“有德者必有言”向文艺创作的靠拢。因此他们也绝无重德轻文之意，前引韩愈“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的话就是明证。

　　有德者自成文说 道学家“文以载道”说的出现又为德艺观涂上了新的色彩。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有德者自成文，故文不必学。周敦颐在提出“文以载道”时就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通书》第二十八)他已经没有古文家讲闳中肆外时的广阔视野，所谓“实”仅指道德；与此相关，其重德轻艺之意已溢于言表。他又说：“圣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实。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通书》第三十四)立言的地位已被完全取消，只获得了一个“陋”字。至程颐，便直指韩愈为“倒学”了：“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卷十八)在他看来，只要道德精纯，艺可不学而能：“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同上)“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莫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亦谓：“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答杨宋卿》)“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道学家视道与文为本体与流行的关系，而道之存乎人即为德，故德与艺也是本体与流行的关系。有本体自会有流行，艺也就不必学、不当虑了。艺完全变成了德的无足轻重的副产品，这是“有德者必有言”的片面而极端的发展。

　　明清两代的综合复述 明清时期，儒家德艺观已无大发展，有关言论不过是以往基本观点的综合复述而已。或强调有德者必有言之意，如宋濂曰：“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赠梁建中序》)或阐发闳其中肆于外之说，如姚鼐：“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能知为人之重于为诗者，其诗重矣。”(《荷塘诗集序》)或一般重申先德后艺之旨，如明人彭时云：“先道德而后文辞。”(《刘忠愍公文集序》)清人薛雪云：“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一瓢诗话》)纪昀云：“以人品心求为根柢，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诗教堂诗集序》)等。总之，以德为本，以艺为辅；先德后艺，德艺兼顾。清儒批驳道学家把艺完全统一于德则略见生气，如袁枚：“孔门四科，因才教育，不必尽归德行，此圣道之所以为大也。宋儒硁硁然将政事、文学、言语一绳捆束，驱而尽纳诸德行一门，此程朱之所以为小也。”(《答朱石君尚书》)

　　意义与局限 儒家德艺观在其发展过程中虽出现过偏差，但就其主流而言，一方面，突出强调作家的道德、精神修养对其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要求作家把自己的道德、精神修养放在首位；另方面，也承认艺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德的表现的反作用，重德而不轻艺。这是正确而且较为全面的。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要求作家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修养，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一个宝贵传统。儒家的德艺观就是这一宝贵传统的主要理论依据。儒家德艺观的局限主要在于：由于其道德观念本身的狭隘性，其对德的强调就难免成为对作家的精神束缚；对艺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特殊规律的认识尚较肤浅，因而对作家精神修养的要求也有些浮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