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歌或刺讥或赞颂以达委婉进谏的学说。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的政治功能的理论。

　　内涵 讽谕，指以委婉的方式进谏，亦称讽谏；刺，即刺讥、怨刺；美，即赞美、歌颂。

　　美刺 美刺的观念．在《诗三百篇》中已有诗人直接表明。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就是刺讥；《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就是赞美。但美刺作为理论概念的确立，则始于汉代的经学。《诗大序》释颂为“美盛德之形容”，释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对于美刺的具体分析见于各篇“小序”。郑玄的《诗谱序》则对美刺的含义做了明晰的说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可见美刺就是诗人所做的政治道德评判，其目的在于彰善戒恶。

　　讽谕 刺讥常和讽谕相联系，成为诗歌的一种特殊功能。《诗大序》中讲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谲谏”出以含蓄婉曲之词而不直言。也就是讽谕，这样就能取得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效果。郑玄的《六艺论》曾说明了讽谕产生的历史背景：“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他认为，在上古之世，君臣关系像朋友一样平等，无论是称颂还是批评都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建立礼制以后，君臣有了尊卑之别，不便直言箴谏，诗歌遂成为讽谕的手段。

　　历代对讽谕刺美说的态度 汉代 对诗(包括赋)的政治功能的看法在汉代是有分歧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可见他并不排斥歌颂。但是在美刺二者中他更重视的是讽谏。他高度推崇《离骚》，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议，《离骚》有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他评论屈原(见图)以后的楚辞作者则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纪·屈原贾生列传》)把“莫敢直谏”作为宋玉等人不可仰攀屈原的弱点。然而董仲舒则显然注重歌颂而不及刺讥。他论乐说：“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举贤良对策》)论诗则说：“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他在对辞赋的评价上也表现出这种分歧。扬雄早年醉心于辞赋，他作赋本寄托着讽谕的义旨，但后来发现：“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词，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辞赋为体式所限，很难起到讽谕的作用，于是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然而班固则全面地肯定辞赋，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种赋序》)因为他着眼于“润色鸿业”，辞赋自然是非常合用的形式。

　　唐代 讽谕刺美说在唐代得到发扬光大。史学家刘知幾将诗之美刺与史之褒贬相比拟：“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史通·载文》)柳宋元则把“文之用”归结为“辞令褒贬，导扬讽谕”(《杨评事文集后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之标榜讽谕刺讥，因为诗坛欠缺的正是这种敢于面向现实、触及时弊的讽刺精神。白居易在《采诗官》一诗中写道：“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喻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只有颂美，而无刺讥，朝廷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也就看不到社会的矛盾，因此他大声疾呼要继承古老的讽刺传统，把诗歌作为讽谏的工具。他把自己所作的诗中“关于美刺比兴者”，谓之讽谕诗(见《与元九书》)，列于闲适诗、感伤诗之上。

　　宋代 宋代的文人也阐扬讽谕刺美说。欧阳修称之为“诗之本义”：“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喜怒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毛诗本义·本末论》)李纲更以为“诗以风刺为主”，“三百六篇，变风变雅居其大半，皆有箴规戒诲美刺伤闵哀思之言，而其言则多出于当时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贤士大夫欲诱掖其君，与夫伤谗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礼义，有先王之泽”(《湖海集序》)。风刺发于忠君爱国之心，出于仁人志士之口，因此完全符合儒家教义，应该予以提倡。但是，也出现了非讽谏的论调。黄庭坚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黄庭坚指出，诗歌的发生是由于郁积的情感之要求宣泄，并非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这种见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之诋毁谏者，是由于对文字贾祸的畏惧，丧失了干预现实的勇气，因此遭到后人的非议。比他稍晚的黄彻就依据《诗经》给予针锋相对的批驳：“余谓怒邻骂座固非诗本指，若《小弁》亲亲，未尝无怨；《何人斯》(应为《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未尝不愤。谓不可谏争，则又甚矣。箴规刺诲，何为而作?古者帝王尚许百工各执艺事以谏，诗独不得与工技等哉?”(《䂬溪诗话》卷十)

　　明代 明代的开国功臣刘基非常重视《诗经》的风剌传统。他对以刺诗为“居下位而讪上”的说法加以驳斥：“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王原章诗集序》)但在明王朝的统治巩固以后，需要鼓吹休明，粉饰太平，于是台阁派应运而生，倡导“润饰洪业”，“鸣国家之盛”，刺诗亦因而衰微。后来，七子派起而矫台阁体之弊，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及至明末社会矛盾极度尖锐，遂有陈子龙高扬讥刺说。其《六子诗序》云：“(诗)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余不好也。”他把是否“导扬盛美，刺讥当时”，即关心。现实，昭明善恶，作为评价诗歌的主要标准。他还提出了“虽颂皆刺”的观点：“时衰而思古之盛王，《嵩高)美申，《生民》誉甫，皆宣王之衰也。”(《诗论》)身处衰世，而缅怀先人之盛德，名为歌颂，实为刺讥，这种看法是十分深刻的。

　　清代 在清代的文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程廷祚之论刺诗。他的《诗论》中《刺诗之由》和《再论刺诗》两篇本于儒家诗教，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朱熹目刺诗为谤讪的议论。他认为：“夫天地之大，犹人之一身，一气之周流也，或滞而不行，则为痈为疣。……‘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召穆公之所以谏厉王也。‘不如小决使道’，子产之所以不毁乡校也。后世不明此义，故立诽谤之法，重妖言之诛，以致道路以目，而卒无救于亡。”(《再论刺诗》)如果依了朱熹的意见，以刺诗为讪上，而加以杜绝，则等于堵塞言路，结果恰恰会导致国家的危亡。

　　历史地位 讽谕刺美说是儒家诗学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培育了中国古典诗歌切近现实、干预政治的优秀传统。但由此也引出了某些反对诗歌题材多样化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