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关于文艺创造中虚实问题的理论。相对而言，道家、禅宗美学对虚实问题讲得更多一些。但儒家美学也有自己的虚实观，而且有它的独立贡献，不是道家、禅宗的观点所能代替的。

　　儒家美学所说的“实”，有三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从文艺创造的主体来看，指文艺家表现于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的真实；其次是从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外部事物来看，指文艺作品对外部事物的描写的真实；最后是从文艺作品本身来看，指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不是徒具形式。历代儒家美学从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实”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又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儒家认为文艺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产物。而且它所说的情和伦理道德分不开。由于儒家认为人的伦理道德情感必须是真诚无伪的，因此它特别强调文艺所表达的情感的真实性。《易传》说：“圣人情见乎辞。”(《系辞下》)又说：“修辞立其诚。”(《乾》卦传文)朱熹注说：“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周易本义》)这个根本的观点，为历代儒家美学所遵循。如《乐记》说：“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情感的真挚无伪，是中国历代一切成功的作品的显著特色。从哲学、伦理学上看，“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修辞立其诚”的“诚”与此直接相关。《孟子·尽心上》讲到“诚”时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正义》注：“诚者，实也。”《中庸》更是十分重视发挥“诚”的观念。朱熹注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集注》。《中庸》第二十章)儒家美学虚实观中的“实”首先是与“诚”分不开的，“实”即“诚”。

　　儒家主张“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周易·系辞下》)，“无征不信”(《中庸》第二十九章)，具有尊重事实的精神。在文艺上，儒家认为文艺所表现的情是人心感于外物而生的，因此它不仅要求情感表现的真实，同时还要求对外物的描写也应是真实的。这在左思、王充的美学思想中得到了发挥。左思在文艺上反对“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并提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文选》卷四《三都赋序》)。王充猛烈地批判了“虚妄之言盛真美”的现象，反对“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谈”，“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提出要使人们“知虚实之分”，“灭华伪之文”(《论衡·对作篇》)。但左思，特别是王充，对文艺的特征尚缺乏认识，以致把文艺上应有的夸张描绘也视为虚妄。刘勰的《文心雕龙·夸饰》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既主张文艺必须有“夸饰”，又要求“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刘勰还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观点。肯定和坚持文艺对外物的描写的真实性，是儒家美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儒家孔子提出了“文”与“质”统一的思想，孟子又提出充实之谓美的观点(《孟子·尽心下》)，把美看做诚于中而形于外，在文艺创造上要求作品应有内在的充实的内容。王充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称副，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趋奇篇》)因此，王充强烈批判了“有文无实”的作品(同上)。这也是儒家虚实观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虚实问题上，儒家美学的主要思想是崇实的，这也是它的重要贡献所在，而为道家、禅宗美学所不及。但儒家美学不是不讲“虚”，不过它对“虚”的理解与道家、禅宗有根本的不同。在道家、禅宗思想中，“实”是“有”(实有)，“虚”是“无”或“空”(虚幻不实)。在儒家思想中，“实”是真实，“虚”是虚假。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美学认为“虚”是必须排斥，无美可言，有害于文艺创造的。这与道家、禅宗美学认为“虚”“实”两者均与文艺创造有关，从虚实关系去讲文艺创造，并把“虚”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有明显的区别。但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美学也讲“虚”。这种“虚”不是道家、禅宗意义上的“无”或“空”，而是指儒家在道德实践、治理国家、事功活动中所达到的一种与天地合一、神妙无形、不可识知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周易》所说“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下》)，《中庸》二十四章所说“至诚如神”。这是一种含审美但又超审美的境界，也就是《孟子·尽心下》中被置于“美”“大”之上的“圣”“神”的境界。就它是神妙无形的而言，可以说是“虚”，但并不是与儒家所说的“实”“诚”相对立的，而正好是“实”“诚”的最高发展的表现。儒家美学也要求文艺表现这种境界，如南朝的宋王朝颜延之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于《易》象同体。”(王微：《叙画》)这种表现是通过对有限、个别的日常事物的描绘去达到的，因而可与道家、禅宗美学所讲虚实关系的处理相比拟，但不能将儒家美学的虚实观与道家、禅宗美学的虚实观相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