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产生的各政权无不以暴力为核心要素，中原地区的夏、商二朝亦然。武王克商后，中国政治文化率先跳出“以暴易暴”的窠臼，首开以德治国的新局，并从制度、仪式、思想领域推行文化建设，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代表了中国人的道德觉醒，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其意义至今没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真正认识。《周礼》《仪礼》《礼记》（通称《三礼》）的主题，大致与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建设的成果对应，是经过辑录、补苴、完善，再作理论提升之后的文本形态，彰显了儒家强烈的经世意识与人文关怀。

　　一、礼无虚作，皆为经世而出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与周的根本区别，在“有德”与“无德”。夏、殷之亡，亡于“不敬厥德”。作为前车之鉴，周人当“疾敬德”，迅疾树立“敬德”的执政理念。德为一身之主，亦为一国之魂，“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书·召诰》），惟有以德治国理民，方能得到天的长久护佑。从无德走向有德，西周的社会气象为之丕变。

　　礼将属于理念范畴的德加以分解，将其分层、分级导入操作层面，是显性化的道德，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乃是不刊之论。礼治即德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礼治的取径有三：制度，礼仪，思想。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治政之道，彰显了超绝一世的气魄与智慧。

　　制度  上古时代，世界各国无不以暴力作为执政常态，宫廷不过是王者一人兴之所至、生杀予夺的空间，不受任何约束。周人摒弃暴政，开创以文化治国的先河，即所谓“文治”，从典章制度、大经大法入手，不断拓展与细化，制定了议政制度、即位改元制度、五门三朝制度、国野制度、畿服制度、巡守制度、册命制度、盟会制度、觐聘制度、朝贡制度、庠序制度、国恤制度、荒政制度等，其中既有严格的刚性约束，亦有大量类似于今人所说“软法”的柔性指导，各部门、各地区分头践行，彼此呼应，浑然一体。作为公共管理空间，权力被分成类别、层级，所有官员的职权都有明确的限定，业绩的优劣均有严格的考课，行政管理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礼仪  礼仪是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以族群为基本生活单位，族群的生活方式构成内部的文化生态，它与自然生态一起，对人们的性格、品行等共同发生作用。氏族时代的族群生活，最初是自发的、散在的，率性而为，带有浓厚的原始风俗的色彩，缺乏人文内核。周人高瞻远瞩，希冀通过构建道一风同的生活形态，逐步培植适合人与社会健康成长的文化土壤。为避免强制的变革引发社会动荡，周人采取温和的、从俗到礼的方式，引导社会走向文明，如氏族社会的成丁仪式、抢亲习俗，被改造成为文明的冠礼、婚礼；父母死后抛尸于野的风俗，被改造成为入土为安的葬礼，以及慎终追远、光前裕后的祭礼。在旧俗中植入了人文精神。在此环境中生活，而为仁爱庄俭、辞让诚信之风熏陶，乡风民俗日新月异，无疑是为德治之一助。

　　思想  人有精神家园，有思想世界。人健康成长的动力，来源于内心的道德根基。道德根基的形成，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的培植。政府“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涵养德性，变化气质，赋予正确的人生态度，造就有德君子，是教育的核心目标，“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大学》）。周道四达、礼乐为交通，德治精神传导于上下，朝野的国家信仰、文化认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日趋同一，礼治的文化土壤日益丰厚。

　　礼的主旨是从内到外转变人，包括内在的思想与外在的形象，推动社会进步，故礼不空作，一礼必内涵一义、必有操作的形式。孔子以“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一语盛赞周礼，进而删述“六经”，七十子后学继述、阐发之，渐次形成《仪礼》《周礼》《礼记》三部经典，大体与礼仪、制度、思想三者对应，是周公之典的升级、加强版，内容广泛、思想深刻，是为儒家文化的思想宝库，标志着周代礼乐文明理论形态的形成。

　　二、“以天下为一家”，建立统一的官政制度

　　周公是中国道德礼治的创立者，其主旨在为万世开新局，而非建立一代之制：“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其后，孔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令万民生活在同一完美制度之下。此说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理想，“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礼记·祭义》），成为万代景仰的高山。

　　《周礼》一书，以官政的形式诠解治国方略，可谓旷世罕见，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此书树立了以分类、分级管理的方式来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典范；其最精妙之处是以人法天，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与阴阳五行思想熔为一炉，铸为总御宇宙六合的政治框架，天人合一的外在色彩与道德理性的内核互补，体大思精，竑纤毕贯，后世职官类著作几乎无法超越。

　　《周礼》将行政管理机制导入体系化、理论化层面。六官分掌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对应宫廷、民政、祭祀、军政、司法、营造六大部类事务。大宰总掌十条官法，统御朝野、官府、民众、财富：以六典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驭群臣、以八统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六卿下辖三百六十职，统理朝野万事，擘划详密，条理粲然。

　　《周礼》以简驭繁，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划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类；将祭祀天、地、祖先神祇的仪式，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级，等差有序。服饰器皿，名目详备，应有尽有，如天子冕服为大裘冕、衮冕、图片冕、毳冕、𫄨冕、玄冕等六种；天子礼神用玉，有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等六玉；天子乘车，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辂。如此等等，如网在纲，有条不紊。后世史官，对这一中国轴心时代创作的官政大作，推崇备至，认为三代之制，“所以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无不视为典范而多方采撷。

　　后世设立当朝典制，凡遇聚讼，无不折衷于《三礼》。如帝王南郊祭天是祭礼的最高等级，祭天之服，或说为大裘而冕，或说是衮冕，莫衷一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神宗元丰四年、哲宗元祐元年、高宗绍兴十三年，曾反复廷议，礼官与礼家激烈争辩，多引《三礼》为证，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周礼》所载制度，契合中国社会的国情、社情、民情，且多能与先秦典籍记载勾连，遂成为历朝政府的政治标配、一体遵奉的典礼定式。至迟从隋开始，典制开始依傍《三礼》，如三省六部制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便是直接搬用《周礼》六官而来，成为定格，此后沿用至清，再未变更。及至五代、辽金元清，多有四裔入主中原，但无论是谁，若要入承中华大统，都必须继承《三礼》规定的政体形式，舍此就无执政的合法性，被视为异类，殊难坐稳江山。

　　金人觊觎中原已久，当年入汴，即潜心准备，“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其后，“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据以拟订金朝典制。太宗天德以后，按《周礼》所示，步步完善，先是“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日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后又设宗庙、禘祫、朝享、时享等礼。

　　忽必烈建立元朝，刘秉中奉命定国号、设计元大都，刘氏用《易》“大哉乾元”语，定国号为“元”，又据《周礼·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语，奠定皇城内太庙、社稷坛、朝位、市场分布的大格局；宫内建筑的琉璃瓦，亦按《周礼》之意，分别用五方色。又依《周礼》设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按时致祭，以示周家气象。

　　满清建国，直言欲“与三代同风”，以宣示接续中华法统，其典制虽有满族色彩，但大格局则从《三礼》。《清史稿·礼志》云：

　　自虞廷修五礼，兵休刑措。天秩虽简，鸿仪实容。沿及汉、唐，讫乎有明，救敝兴雅，咸依为的。煌煌乎，上下隆杀以节之，吉凶哀乐以文之，庄恭诚敬以赞之。纵其间淳浇世殊，要莫不弘亮天功，雕刻人理，随时以树之范。故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于凭依，洵品汇之玑衡也。斟之酌之，损之益之，修明而讲贯之，安见不可与三代同风！

　　清初考订礼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其后不断有调整，而大体遵从《周礼》。除天子外，“至亲王以下家庙，祭始封祖并高、曾、祖、祢五世。品官逮士庶人祭高、曾、祖、祢四世”，乃沿袭周代诸侯五庙，以及宋代品官及士庶人祭四代的传统。

　　可见，千年之中，尽管政权屡屡更迭于上，而国家文化形态并未出现颠覆，中华依然是中华。其原因固然很多，而政权形态基本不脱《三礼》范围，应是重要缘由之一。

　　《三礼》典制，内涵深刻、仪式典雅，且传为周公手作，故被视为匡正风俗的准则，深受后世追慕。贾谊厌恶“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的局面，切望文帝“定制度，兴礼乐”。武帝即位后，曾“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宣帝时，谏议大夫王吉上疏言，欲扭转当时“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的现状，就应“述旧礼，明王制”。班固赞扬周礼是教化民众的不二法门：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

　　《礼记·经解》亟言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昏姻之礼的教化作用，在敦化伦理、教人相亲。对此，《汉书·礼乐志》极为认同，故约引此语，并申述其义：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可见，《三礼》记载的制度受到汉代学者的普遍认同，其影响之大，可窥一斑。

　　欧阳修以“礼”的虚与实臧否“三代而上”与“三代而下”的治道，“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寓教于礼，“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故能“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社会乱象丛生。足见三代礼乐之治乃是欧阳修心中治平的典范。

　　《仪礼》文古义奥，不易卒读，但作为周公之典，始终受到尊重。汉魏皇太子冠礼、皇室嫁公主仪式，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基础。《乡饮酒礼》教民在揖让进退之际，学习尊老敬长之礼；《乡射礼》教民习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礼记·射义》），反观内省，涵养德性。二礼在民间盛行千年，淳化民风，敦厚人伦，最足称道，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政府经费紧缺方才停止。

　　《仪礼》影响民间生活方式，以宋最为典型。宋儒为与强势的佛道二教相抗衡，着意从《三礼》中寻找适合民生日用的礼仪资源。司马光将《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等篇删繁就简，而成《温公书仪》，率先推行于世。此后，又有《文公家礼》出，上承《书仪》四礼规模而损益之，远播于朝鲜、日本等地，于当地社会生活的儒家化，厥功甚伟。

　　朱熹精通《三礼》，是宋代礼学第一人，因痛感礼制、礼学对乡风民俗、国家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晚年将《三礼》所见之礼依其新定结构重新汇辑，作《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乞修三礼札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等，以及未及完成的《王朝礼》《丧礼》《祭礼》等篇，希冀为万世提供治国的大纲细目。

　　《三礼》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是使举国的文化认同不断凝聚，并且定格。

　　三、“以中国为一人”，塑造统一的人格标准

　　《周礼》专述官制，《仪礼》载记仪式，二经文字深奥冷僻，读者多视为畏途。《礼记》是会通《周礼》与《仪礼》的桥梁，七十子对周代典制多所诠释、阐发，学者可执此而通彼。此外，《礼记》出于七十子后学之手，所记所论，最得夫子之学的真谛，内容宏富，既有将礼学理论化的内容，亦有对人生哲理、生命价值、涵养心性等重要问题的阐发，又有对人与自然相处的法则、人与人交往的仪节的记述，堪称是儒家文化的百科全书，任何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各自想要的营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精神家园，由于《礼记》的影响而得以形成，天下士子无不受其浸润。

　　周公制礼作乐，“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已含有“一道德”“齐风俗”之义。礼是齐一天下道德的器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上》），礼是全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以中国为一人”，旨在塑造统一的人格标准，《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用政与刑推行礼乐教化，使万民的德行归于齐一，使中华凝聚成为一个民族，是儒家的理想。

　　儒家经世济民的基本逻辑是修己、治人，《礼记》是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最核心的载体之一。社会发展的起点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意义上的完人。孔子将人的道德状态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下往上依次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以礼修身立德，是人生第一需要。凡读《礼记》者，皆知礼与德为表里，而生以礼修身的强烈意愿。《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从平庸之人起步，渐次成长为士、君子，礼是一以贯之的阶梯，是人格塑造的主要凭借。《论语·颜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士君子以先觉觉后觉，引导小民上进，如此层层拓展，最终进入天下为公的境地。历代儒者崇礼、学礼、行礼之风，借由《礼记》，而贯穿古代中国的始终。

　　近百年来，学界抹黑周代礼乐文明，对《三礼》的历史贡献讳莫如深。最典型的是宋代学术研究，学者多说“理”而避谈“礼”，甚至刻意将“理”与“礼”截然对立。以致社会层面普遍以为，宋儒好空谈心性理气，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生活情趣。事实恰恰相反。

　　宋儒惩于五季之衰乱与黑暗，以复兴儒学、改造社会为第一要务，故无不从现实生活中的礼起步。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宋人多推尊周代古礼，周敦颐说：“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伊川先生云：“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认为《仪礼》可以提振大众文化品位，认为“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养心莫大于礼义”。中华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原与夷狄之别，是在礼与非礼。中原欲保持既有的文明高度，必须群体守礼，否则文化必然倒退。二程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离开礼，宋儒之学即成无本之木。

　　以下试以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名家张载为例，考察理学家与礼学的关系。今人言张载，多以诵其“四句教”为能事，而不复知有其他，张载之学遂被掏空。当知，张载之学最重礼，司马光云：“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庶几百世后，复覩百王前”。《宋史》称，张载“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

　　张载以礼为道德之最高体现：“礼即天地之德”，“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出”。张载以礼为修身进德之津梁，人之成长，必自礼始，感叹“进人之速无如礼”；又云：“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故人当“以礼成德”，“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又云：“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称礼可“滋养人德性”，使人“守得定”，“可学便可行”，“可集得义”，“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

　　张载之学颇重视“诚”，但诚并非蹈虚履空的范畴，惟有与礼相须，方能有所征、有所见、终至成就：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则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诚谓诚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则当有所尊敬之心，有养爱之者则当有所抚字之意，此心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

　　张载终身学礼、守礼，乐此不疲，不为物议所动：“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径捷，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张载坚信，自庸人上跻至圣人，莫切乎礼，无法躐等而行：

　　学礼，学者之尽也，未有不须礼以成者也。学之大，于此终身焉，虽德性亦待此而长。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共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是透上透下之事也。

　　张载坚持以礼自治，亦主张以礼治民，认为“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此即《乐记》以礼乐政刑治民之说。张载重礼如此，周敦颐、二程、司马光、朱熹等皆无例外，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入清，《三礼》之学勃兴，名家大作叠出，仕宦亦无不受其影响，曾国藩堪称典范。曾氏熟读经史百家，谙熟儒家治国之道，晚年所作《圣哲画像记》，似以为子孙留学术遗言，云：“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又言：“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是乃深得礼学治世大义者。

　　《礼记》对历代学者人格的影响之大，堪称化入血脉，深入骨髓，无可替代。

　　四、当今社会，如何善待《三礼》

　　《三礼》是否还有当代价值？这原本是学术问题，但由于近代历史特殊背景的原因，在如今的中国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

　　有人说，《三礼》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作品，如今已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必须跟着变，《三礼》早已老旧、落伍，不可能再有现代价值。此说似是而非。

　　历史发展，有古今之别，但有人将“古今”切换成“新旧”，意在偷换概念。古今，是客观表述时间上的先后；新旧，则带有褒贬的色彩。今人多喜新厌旧，凡新皆好，凡旧皆坏，旧文化，一定过时、迂腐、封建。文革时，将五千年古文明统统归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举国痛批。这种新与旧的分别，往往还与中西文化勾连，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西方人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人只有旧文化，西方文化无论古今，一切都新。如此，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顺理成章，而且理直气壮。

　　如果说工业文明之上只能有与之完全适配的文化，那岂止《三礼》，《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京剧昆曲等等，无一不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岂非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西方文化亦并非都是工业文明创造的产物，古希腊是世界上典型的奴隶制时代，耸立于其上的文化，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荷马史诗》等，奥运会点燃圣火仪式等，哪个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否也应该一并扬弃？英国的汽车制造业，无论品牌，抑或设计、动力、材料、工艺、产量、流水线、电子化、舒适度等，无不领先于世界，而英国皇室至今用18世纪的皇家马车作为迎接国宾的最高礼遇，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岂不是食古不化，或者是企图复辟？

　　文化形态与经济基础确实有彼此适应的关系，但并非整体绑定、沉浮与共的关系。优秀文化可以穿越时空，纵贯古今，历久弥新，魅力永在，无论西方东方，皆是如此。周人确立的道德、仁爱、正义、秩序、和谐、修身、恭敬、庄俭等理性法则，不管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都不可或缺或离，作为这些核心理念主要载体的《三礼》，正应作如是观。

　　或说，古代中国的礼节奏太慢，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此说影响很大，人们多人云亦云，不假思索即赞同，故亟待澄清。

　　中华礼仪会影响当代经济发展？看看今日之日、韩，其说即不攻自破。日、韩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浸润，近代以后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节奏不可谓不快，但两国至今沿袭自古相传的儒家礼仪，日本皇室甚至保留了唐朝的宫廷礼仪。这一切，不仅没有影响两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礼义之邦的形象。不知何故，同样的事情，一到中国就成为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扬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把自古以来的“改正朔”，改成了“阳历”（格里高利历），宣布废除沿用了数千年的“旧历”，以为这样就跟上了世界的潮流，用上了最先进的历法。可是，旧历是废除得了的吗？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众热衷的还是除夕、清明、端午、夏至、中秋、冬至等节气；在盛夏与寒冬，老百姓依旧数着三伏、三九过日子，没有人理会阳历。如此，中国的历法出现了“两张皮”的尴尬，举国要过两个新年：元旦与春节，国家领导人要发表两个新年贺词。此外，我们断然放弃了“年号”纪年法，认为那是封建文化，生怕因此影响我们进步到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始终没有取消年号纪年法，而非用西历纪年。事实证明，日本的经济发展好像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不能割断历史，生造硬凑，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存活；亦不能抛弃民族尊严，靠剽窃、抄袭异质文化来拼装本位文化，最终亦不可能为中国人接受。时下中学的成年礼五花八门，有一千所中学就有一千种成年礼，令人哑然失笑。如今城里人的婚礼，几乎完全西化，新娘身披白纱，近乎丧服，而新人乐此不疲。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居然创造不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婚礼，岂非咄咄怪事？

　　就《三礼》本身而言，其学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三礼》文字古奥难读，学术难点触目皆是，当代精熟《三礼》文本的学者寥若晨星，学术界任重道远。此外，《三礼》在当代的社会价值，亦未可小觑。

　　首先，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类自身的道德的提升与完美，这一命题超越时空，《三礼》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发。两千多年过去，人与社会的道德成长的任务远未完成，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依然在《三礼》观照的范围之内，故犹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其次，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根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自信之上。《三礼》是今人寻找文化血脉最源头、最权威的经典。这样说并非要回到周代，《礼记·礼器》说，“礼，时为大”，礼的形式始终在与时俱进，但礼的精神是恒定不变的。如《士冠礼》旨在提示成年者的成人意识，以及对社会的担当意识；《士昏礼》旨在提醒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礼记·昏义》）的意识，共同承担家庭建设的责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旨在事死如事生，追念亡故的父母亲养育之恩，以光前裕后为毕生志向。如此等等内容，不正是我们社会千百年来始终追求与遵循的文化精神吗？

　　再次，《仪礼》各篇所载尽皆周代典礼仪式，不少人由此断定为历史陈迹。殊不知，其中亟待开发的、足以骄人于世的宝藏相当之多。如《乡射礼》，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射箭比赛规程的文本，有教练、裁判、记分员、报靶员，有三种长短不同的射道，可进行三个等级的比赛。此外，还将多项德行教育揉进比赛过程，教育射手树德立志，礼敬对手，正确对待失败，发而不中，反求诸己云云，润物细无声，弥足珍贵。再如，《聘礼》是迄今所见、全世界最早的外交礼仪的文本，令人惊讶的是，现当代国际外交礼仪中的外交对等的原则，以及出入境礼仪、礼品致送、公私会见程序等范式，《聘礼》都已具备。我国如今的外交礼仪，几乎都是沿袭欧美各国而来，将来如何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色，《三礼》是重要资源，只要深入探寻，总有惊喜出现。

　　《周礼》一书，有丰富的国家行政管理的资料可供今人借鉴，如《地官·大司徒》有在灾荒之年如何防止灾民离散的十二条救荒之政：散利（贷给种子、粮食）、薄征（减轻租税）、缓刑（宽待因饥荒而犯法之人）、弛力（停止徭役）、舍禁（开放平时禁止民众进入的山林等管理区）、去几（免除关市的税收）、眚礼（简化礼仪过程）、杀哀（减省凶礼仪节）、蕃乐（收藏乐器不奏）、多婚（鼓励婚配、增加人口）、索鬼神（寻找并修复已废弃的祀庙）、除盗贼（严防盗贼趁乱作案）。用今日眼光看，十二荒政即是社会紧急救助的预案，面面俱到，值得参考。此外，《周礼》在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物资进出库的管理、人口清查如何防范官员虚报等，思虑周密，设计完备，可惜当下干部阅读过此书者，凤毛麟角。

　　《礼记》对于今日社会可产生的影响，依然位列《三礼》之首。如《礼运》篇，有孔子论述大同、小康之说，堪称指引中华民族奋斗的灯塔，其地位堪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相颉颃，为每位国人不可不知者。康有为曾据之作《大同篇》，孙中山以“天下为公”号召万众，影响之大，不难想见。《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所倡导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式教学等教学理念，精彩无比，完全没有过时。再如《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讨论音乐的起源、教化作用、社会价值、乐教与政治等问题，提出声、音、乐三分的理念，独特而深刻，对于建立当代中国风格的音乐理论体系，大有裨益。又如《儒行》篇，孔子谈儒者的十五条德行，论说气节操守，精辟峻峭，掷地作金石声。宋代皇帝多以此篇赠新科进士，勉励其精忠报国。抗战时期，章太炎亦大力提倡此篇，激励国人勇赴国难。当今之世，国际风云波诡云谲，青年学子尤其需要诵读与践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礼记》多修身立德之格言，富于人生启迪，民国时多所大学的校训即直接取资于此书。《礼记》中有许多关于官风官德的警句与格言，表述简明清新，便于记忆与传诵，完全可作为政府官员的基本守则。《礼记》的中国式表述，更接地气，大众耳熟能详，可为今日推进社会文明的极好资源。

　　清末民初，孙诒让不满当时社会唯西方马首是瞻的风气，而作《周礼政要》，历数《周礼》中与西方文化殊途同归之处。而当时举国为“全盘西化”之说裹挟，无人理会孙氏之说，至为可惜。时至今日，我们理应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善待古昔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否则难免会化神奇为腐朽。

　　将《三礼》的价值转化为大众的文化资源，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同与运作。北京奥运会之前，笔者建议将《仪礼·乡射礼》作为开闭幕式的表演项目，既是历史，又是文化，还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体育；北京冬奥会之前，笔者组织编写中小学传统礼仪教育的教材，希望以此提升民族形象等等，但都难以得到有关部门官员的俯允。因此，日后行政官员的文化品位如何提升，亦是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再好的人文关怀只能虚悬于空，无法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