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家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若论其在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中的价值，可以说罕有其匹；如论其在中国学术史上遭到的怀疑，亦堪称首当其冲。但是，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个很好检验。

　　按照西汉孔安国的说法，《孔子家语》与《论语》时代、性质相同，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孔子家语》近57000字，数倍于《论语》，内容之丰富、价值之重要超乎很多人的想象。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十分珍贵的典籍，却长期被定论为典型的“伪书”而遭弃，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如果不是战国出土文献的成批问世，该书依然会湮没无闻。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视察学术成果时，看到桌子上摆放的《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一个特殊的机缘，更引发了人们对《孔子家语》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进一步了解了该书的非凡价值，可以相信，借此契机，中华文明研究会继续打开新的视野。

　　一、从典型“伪书”到“儒学第一书”

　　历史研究以可考可靠的材料为基础，但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类历史文献却“知其伪而不能废”，《孔子家语》可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部。在对待《孔子家语》的资料问题上，诸多学者处在矛盾境地，既承认其价值，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此书是否可靠等问题一直存在论争。

　　《孔子家语》是集中记述孔门师徒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过去由于疑古思潮的深广影响，《孔子家语》“伪书说”长期作为主流认识而存在，然而近代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一再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经过认真研究考察，可以发现其价值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

　　《孔子家语》原有孔安国的《后序》及其孙孔衍的《奏言》。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孔子家语》在性质上与《论语》相同。孔安国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

　　在审慎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论语》是由子思领纂的观点。子思在孔门弟子所记材料中选取“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集录为《孔子家语》”。如果说《论语》的文体相当于孔子“语录”的“选编”，《孔子家语》则是相关孔子遗说文献的“集录”。由《孔子家语》材料来源的角度出发，梳理《论语》《礼记》以及《孔子家语》等文献相关记载，可以看到孔门弟子有随时记录与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如“子张书诸绅”“退而记之”“小子识之”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有一则很重要的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说明常常有弟子“迭侍左右”轮流记录，这不仅表明了《孔子家语》等孔子遗说的材料来源，也验证了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法的可靠性。宋代王柏等人所谓“王肃杂取”诸书以“混乱粗精，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看法则缺少切实的证据。

　　唐代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下注曰：“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此论的根据还不得而知，他可能看到了不同的《孔子家语》材料。有不同的材料，不能就此认定《孔子家语》不可靠，要充分认识到此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学术界对于颜师古此语的解读是有问题的，《汉志》所列“二十七卷本”应是藏于中秘的官本，不同于孔安国整理的家传本。“孝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当时士大夫“皆送官”，不难想见这些辗转抄写的本子之间存在文本的差异，这便是孔安国所说《孔子家语》“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的情况。相比于秘府中的收藏本，孔安国本在数量上应有不同，大概少了很多，这就是孔安国所说其中有其“不复录”的内容，也有“不取”的部分。这也正是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孔子家语》的内容于今传本中或有或无的原因。经孔安国所整理之本，不仅与子思最初汇集的不同，而且也与汉代官府本有异。当然，无论如何编次，作为孔氏后裔的孔安国都会力求《孔子家语》材料之真。这一出发点，孔安国表述为“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孔衍表述为不愿见“孔子家古文正实”却被“灭其原”。

　　综合出土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家语》是与《论语》高度相关的儒家著作。《汉书·艺文志》将《孔子家语》归于“论语类”，与《孔子家语后序》之说若合符节。根据对安徽阜阳木牍的研究，至少在西汉初年已有类似书籍流传。更有学者推断《孔子家语》是“孟子以前的遗物”，或者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这与我们“最终成于子思的领纂”的推断不冲突。将《孔子家语·论礼》与上博竹书《民之父母》《礼记·孔子闲居》等相比勘，也可以侧证这一结论的可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家语》都表现出更为完整、古朴的文本特征，一般还对所述事件原委进行交待，经孔安国整理的《孔子家语》整体看更为近真。

　　《孔子家语》不是伪托拼凑的伪书，当然不是说该书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与该书的不可靠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孔子家语》可能存在孔门弟子记录整理时的“润色”、后人传抄过程中的“增损”、孔安国最终整理时的误排，这些问题曾是疑古学者判定其为“伪书”的“铁证”。然而，在了解此书之成书及复杂的流传过程后，对于这些关于《孔子家语》“割裂”“织成”之类的说法就应当重新认识了。

　　《孔子家语》是专门的孔子儒学记述，在规模上超过儒家“四书”的总和。在深入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该书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甚至比“四书”更为重要，学习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一定不能不读《孔子家语》。我们认为，中国儒学最紧要、最基本的典籍可由传统的“四书五经”加上《孔子家语》而改为“五书五经”。将《孔子家语》与“四书”、《史记》等相比较，更能达成这样的认识：要准确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决不能舍弃《孔子家语》——该书可以被称为“儒学第一书”。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以来，《孔子家语》的关注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学术界进一步思考该书的价值与意义，研究该书的可靠性、可信性，反思既往研究得失，视野更开阔、方法更多元、领域更宽广，《孔子家语》的学术文化意义逐步得到更突出的彰显。

　　目前，《孔子家语》已有多种标点本和注译本。在笔者出版《孔子家语通解》（2005年3月台北万卷楼、2009年4月齐鲁书社）之后，又有图书以同名出版，如译林出版社的王盛元的《孔子家语通解》（2014年1月）、研究出版社的高宏存和张泰的《孔子家语通解》（2014年3月）。作为“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之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13年10月影印出版了《〈孔子家语〉文献辑录》，该书收录了中国历代的相关文献十四种，分为八册，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了宋立林校点的日本学者太宰纯《孔子家语》增注本；中华书局于2021年9月出版了高尚举教授的《孔子家语校注》，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同时，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学术论著，如刘巍《〈孔子家语〉公案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2015年8月）、王秀江《〈孔子家语〉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宁镇疆《〈孔子家语〉新证》（中西书局，2017年4月）、宋立林《〈孔子家语〉探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5月）等。与《孔子家语》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也大批涌现。

　　围绕《孔子家语》，全方位研究已经展开，诸如《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编撰、流传流变、历代书序、断代研究、单篇研究、思想研究、《孔子家语》与相关文献比较研究等。李学勤先生在为宁镇疆《〈孔子家语〉新证》所作的序文中说：“2004年，我应约为山东曲阜杨朝明博士的《〈孔子家语〉通解》写序，曾说该书的问世，‘正好顺应了当前学术界要求深入研究《家语》的趋势’。十几年过去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潮流更为发展拓大，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再进一步认识《家语》的必要尤觉凸显。”李学勤先生指出了《孔子家语》研究的价值与学术趋向。

　　令人欣慰的是，对《孔子家语》的关注已不限于学术界，出现了《孔子家语》书法展览、名言选辑、专题讲座、网络讲读、研读班等多样形式的活动，说明《孔子家语》已经溢出单纯的“历史文献资料”范畴，与传统儒家“经典”一样开始对普泛的大众生活、当下的文化环境产生直接影响。这预示着《孔子家语》这个“宝库”将被打开，其被冷落、厌弃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二、开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经过与新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与传世文献资料综合比对，学者们坚定了对《孔子家语》的整体认知：《孔子家语》并非后世“言之凿凿”的伪书。《孔子家语》中的文献资料不仅直接补充了孔子儒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资料，而且能够纠正不少传世文献的模糊不清之处，更激活了一批为人们长期忽视的“伪书”，扩充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尽管《孔子家语》可能经历了整理润色、传抄中的增损以及重新编订，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作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孔子家语》为今天人们认识孔子儒学、中华古文明打开了全新视野。

　　《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如前所说，《孔子家语》体量大，内容丰富，有许多材料不见于其他典籍。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材料，尤其是关于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资料，只言片语都堪称珍贵，更何况数量如此巨大的先秦文献。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规律性，历代对《孔子家语》的认识也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在经历了被怀疑乃至被否定、鄙弃之后，由新材料的辅助，加以慎重研究，《孔子家语》的成书真相终于被揭示出来，孔子与儒学研究终于重获长期失落的宝贵材料，此乃今人之幸！

　　《孔子家语》与《论语》思想相通，可以印证校验《论语》等文献的记载。关于《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孔安国说《论语》“正实而切事”，是从众多材料中选辑出来的孔子语录。《孔子家语》资料性质与《论语》相当，书中随处可以看到《论语》的“影子”。比之《论语》的“纯正”，《孔子家语》显得内容“驳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众多以“王肃伪撰《家语》”而攻击《孔子家语》价值的观点，都是预设了一种由自己划定的圣人言行的“神圣模式”，以至于凡有不合“模式”的文字则必被打成伪作。而这种预设的“神圣模式”的形成，显然主要与《论语》及其所谓“纯正”的定位相关。以往不少学者对于先秦儒家的研究，往往不顾《论语》有特定的选裁标准，而以“《论语》未见”为理由，否定在此之外的一些孔子言行记录的真实性，这种思路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论语》是“取”有关孔子言论材料而成，由此出发，我们认为“论语”之“论”有“选择”“别择”之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叚借为抡。”《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论比协材”，韦昭注：“论，择也。”如果《论语》书名之“论”为“选择”之意，则《论语》其名为选自“孔子家”之“语”中材料之意，如是则《孔子家语》对于《论语》研究的意义就更加明显。

　　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也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次很好检验。朱子说《孔子家语》“是当时书”，可见其思考之敏锐。只要认真比较今本《孔子家语》与很多典籍材料相同、相通之处，例如将《孔子家语》与大、小戴《礼记》等进行比勘，《孔子家语》材料的优点或优势就能显现出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历史上有不少学者以思想不纯、文辞粗陋攻击《孔子家语》，如清人崔述曰：“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按：指《家语》）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实，如果认真对比，不难发现崔述所论是以王肃“杂取众书”伪造《孔子家语》为前提，其论断有极为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不符合实际的。《孔子家语》与互见者相较往往是各有优劣，甚至更占多数的情况是《孔子家语》优于他书。

　　虽受自宋代以来疑古思潮的长期影响，仍有学者发现了《孔子家语》的重要价值，因而在相关的研究中使用该书的材料，这正是清朝四库馆臣所言的“知其伪而不能废”。如李启谦先生在谈论孔门弟子研究的材料运用问题时就说：“有时可信的书中也有错误的地方。……相反，被称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其所记的很多内容……则都是可信的。”当然，这是在《孔子家语》“伪书”说语境中的表述，这种特别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

　　打开《孔子家语》，就好像进入了孔子思想的广阔世界，能使人们更加了解孔子学说的丰富来源，《论语》中的许多记载仿佛找到了详细的注解。例如，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家语》则提供了孔子与周公关系的大量材料，让人明确看到孔子“接着周公说”的学说体系特征。如果找一位孔子最为崇拜的人，那一定非周公莫属。孔子学习古代文化，钟情于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暮年孔子之叹，充分彰显了周公于其无比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周公是孔子魂牵梦绕的人物。《孔子家语》的《观周》篇说孔子“适周问礼”，记载了孔子此行的收获：“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思考最多的是“周之所以盛”的问题，十分关注周公之德业，《孔子家语》载：“（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老聃乃“周守藏室之史”，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守藏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孔子问礼于老聃，定能加深对周朝典章制度的了解。通过《家语·观周》篇，当能明晰《论语》中孔子“从周”之意。

　　孔子把《周礼》设官分职、董正治官的国家政治架构看作一架马车，用“驾车之道”类比“治国之道”，这样的例子在典籍中俯拾即是。在《执辔》篇中，孔子深入剖析《周礼》的御政之术及其进退缓急，认为古之“为政”最根本的框架就是《周礼》的“以六官总治”，“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辔”，从而注重德法，考课官吏，治理国家。将《周礼》六官以及太宰一职的职掌与孔子此论相对照，可见六官的职分正是以《周礼》六官系统为依据，这说明《周礼》成书很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子称“以六官总治”乃“古之御天下”的情形。孔子言其“古”，则《周礼》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可能性极大。由孔子对包括《周礼》在内的周公创制的深刻理解与倾心服膺，可以想见孔子以前古文明的发展，或许我们之前低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

　　由《孔子家语》的地位所决定，它能够开辟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与《论语》相比，《孔子家语》内容丰富、具体生动，首尾完备，提供了更多学术信息。《孔子家语》汇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论，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时人论说问题的许多场景，还有经过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迹以及孔门弟子材料。作为先秦儒家文献，《孔子家语》可与许多其他传世、出土文献对照综合，考论印证上古遗文，校勘补充先秦典籍。《孔子家语》全息展现了丰满的孔子形象，打开的是一个更真实真切、更细致深入、更翔实活泼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三、中国学术史的绝佳标本

　　由于《孔子家语》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流传历程，它一直密切联结着中国传统学术每一阶段的发展，可谓中国学术史的一个绝佳的标本。厘清《孔子家语》公案，不仅意味着孔子研究、早期儒学研究多了一部可信的、丰富的、珍贵的材料，更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对于中国文化史、学术史认识救偏补弊的意义。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并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时代与政治。孔子去世后，所留存的“孔子遗说”不断流传，并得到了后人精心的整理、编纂。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实际是认识《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典籍编纂成书、价值高低、真伪之辨等问题的关键。对《孔子家语》价值的认识，与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想、汉代的学术与政治、汉代经学的发展历程也存在直接关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具有神圣地位。非常遗憾的是，在汉代经学兴盛、儒家典籍经典化的重要时期，《孔子家语》错过了列于“经”书的机会。《孔子家语》也曾有过幸运，这就是它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之举。按照孔安国的说法，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秦昭王，《孔子家语》由此传入秦国。《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却也于整个汉代只是在孔氏私家流传。

　　《孔子家语》本有机会立为学官。孔衍曾将《孔子家语》上奏朝廷，其在奏言中说明了原委：“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孔衍认为《孔子家语》等“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不宜任这些“孔子家古文”被割取至《礼记》等书，“灭其原而存其末”，因此他有意将私家藏书献于朝廷。只是历史机缘如斯，虽然其时“天子许之”，然而“未即论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三国时，孔衍后人孔猛就学于王肃。王肃为《孔子家语》作注，使得《孔子家语》终于流传开来。但因为王肃反对郑玄之学，不少人的成见是王肃立说专与郑玄作对，因而后世为数众多的学者接受了所谓王肃为反对郑学而伪作《家语》乃至更多著作的说法。称王肃反郑学固无大错，但说王肃因而伪作《家语》就有问题了。不过，尽管有所非议，仍未影响到《孔子家语》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的广泛流传，唐代编修《群书治要》依然收录了《孔子家语》。

　　宋代疑古思潮兴起，《孔子家语》首先遭到质疑；清代怀疑古史古书的思潮更盛，《孔子家语》遂成为“典型伪书”。宋人的“刨根问底”精神发展到清代的考据学，又派生出古籍“辨伪”之学。清代有关于《孔子家语》的疏证著作，乃模仿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体例，也是了解疑古思潮的绝佳材料。然而，同为清代学者的徐文靖作《竹书纪年统笺》，不仅逐字详注，而且诸凡所引书间之讹误亦一并笺之，对于《竹书纪年》的认识、态度与那些“疏证”之作判然有别。在时代的整体气候下，人们过于苛刻地“甄别”史料，以“审慎”相尚，以“谨严”自矜，许多宝贵文献被打入“伪书”行列，有的被疑而不敢用，有的被弃而不再用。以崔述为代表，他的疑古考辨工作对于后来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适称其为“科学的古史家”，钱玄同也认为他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起的疑古大家”。顾颉刚对崔述更是服膺甚至崇拜，其言自己读崔述的书“高兴极了”“读了大痛快”，其被胡适称为“剥皮主义”的“层累说”，即是受到崔说的直接影响和启发。诸多近现代学者推崇疑古思潮，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气紧密相连。顾颉刚说：“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加上当时其本人“少年之勇气”，使他走在了疑古风潮的最前端。

　　相对于前辈，顾颉刚一方面推崇崔氏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他甚至想到“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在《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明显可见顾颉刚与崔述学术立足点之不同。从出发点上看，崔述实际上信任儒经、尊重先王，以捍卫圣道为目的而展开疑古与考信；顾颉刚则经、史等观，以“经”为史书史料，认为它们无一不经过后世的加工乃至歪曲。就像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推倒了“儒学宝典”的神圣那样，顾颉刚虽称自己“不管是非，不管善恶”“立于超然者的地位”“不要糅杂丝毫感情”，但在客观上，他的研究结果的确消解了“孔子之道”的崇高，这便与崔述在学术终点上判然有别。

　　顾颉刚认为，对于孔子，前人称得上“研究者”的很少，“大多数是闭着眼睛崇拜孔子的人或攻击孔子的人”，可是他们崇拜或者攻击的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孔子只是代人受过”。所以，他写作《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指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他从考察“圣人”观念的变化入手，认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圣人观念，从而各个时代都给孔子披上了自己时代的外衣，因而希望用“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孔子”“不存计算功利的念头”，从而去寻得“真”的孔子，剥去后来各个时代为孔子披上的“外衣”。他以历史的“超然者”身份自居，希图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人文，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存在纯粹的“超然者”。在顾颉刚心目中，孔子仅是“君子”而已，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恢复孔子“君子”的本真，使“各时代人替孔子加上的伟大都还给各时代”，只是不少都“还”错了对象，而且他的这种认定与取向同样是一种先在的立场，以“超然”自许者很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并不超然。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与孔子一生行迹有关的历史记载很多是有价值的。如郭沂先生曾经综论各种孔子史料的可靠性问题，认为《论语》以外，今本和帛书本《易传》《孝经》《礼记》及《大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河北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上博竹书中的有关文献与《论语》具有同等价值，都是可靠的史料。孔子所作的《春秋》、整理的《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三传、先秦儒家子书、《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等，都是可靠的文献。此外，先秦两汉诸子书、史志、汉代传记中的有关记载，也都比较可靠。

　　类似郭沂这样的看法，在顾颉刚看来则为大谬。其基本认识是：“孔子传说经两千年之编造，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崔述所考信之真孔子，实以《论语》《左传》《孟子》三书为根本，而《国语》《公羊传》《礼记》《史记》等皆为次等材料。但他认为这样的标准“尚失之于宽”，认为《孟子》未必可取，《左传》未必尽信。

　　在顾颉刚那里，《孔子家语》显然不可信，系出于西汉人伪造，至王肃又别伪一本，今日之本则又非王肃之旧，可谓“赝中有赝”。此书虽为记载孔子之专书，却无任何取信之价值。因为该书在学术上“未曾发生影响”，所以，此书连“痛加攻击之必要”都没有。如此严苛的评判，胡适“剥皮”之形容的确切当而形象。

　　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所作的《史记》，顾颉刚认为，《孔子世家》“三语之中必讹其二”。在他看来，仅仅经过崔述和梁玉绳的考证，《史记》中的“伪孔子”就已经被击得“体无完肤”。因此，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只是西汉人的“《孔子传》”，而远非真实的孔子之传。《大学》《中庸》之类亦不足够可靠，其中所载孔子之言虽“笃实极矣”，但“自传说之眼光观之，彼固与采桑娘、山隐居之故事立于同等之地位者也”。足可信从的看来只剩下《论语》了。可是由崔述考定，《论语》也有窜乱、有续附，出于多人而汇为一本，又复采自他书以足成之，前后十篇文体多异，最后五篇尤不可信。在崔述的基础上，顾颉刚说《论语》“乃一至不纯一之本，乃一三国时凝固之本”。按其逻辑，书既晚成，“中经汉人窜乱者实不知其几”，其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顾颉刚也加以否认。他的理由是《孟子》和《史记》所谓孔子删述六经之语不见于《论语》，“除了乐的一件”，其中“只有他受了《诗》《书》等的影响而说出的话”，而且“就是这几条也有信不过的地方”。对此，钱穆先生曾言：“儒家亦古学一大宗，《六经》亦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其自身即为古史一大部。”顾颉刚也承认，这样做下去，“几乎牵涉到中国的全部历史”。顾颉刚也曾意图写一部自己“满意的孔子研究”，却认为我们所能见到的“真孔子”“其量绝少”，想知道孔子的“历年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写作真实的《孔子传》实无可能，其所满意者，只能是将孔子文献与孔子相剥离的“辨伪”工作，这种工作的最终结果是把“孔夫子”变为了一个“空夫子”。

　　在《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顾颉刚特别提到，范家相与孙志祖二人都以《家语》为伪，而他们“一生未尝相闻问”，两家之书亦无只字互道，“足见此心此理之同自有客观之真实，而时势所趋每不期而归于一虑，有不可摇之大力在焉”。关于顾颉刚所追求的“客观之真实”，我们今日仰赖出土材料，得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晰。庞朴先生指出：“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现在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个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可见前述所谓“时势”“不可摇之大力”，也并非真正的“超然”于以往整个学术史，实际仅属于一个时代的疑古的风潮。

　　自今日视之，顾颉刚等人所辨之不当已不难判断。从《孔子研究讲义按语》看，他喜欢酣畅淋漓的怀疑和“辨伪”，只是嫌以往学者“辨伪”不足，认为“缺乏批评精神”。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思维定势中，往往容易将问题扩大化。一旦发现“伪迹”，便不再反过来做更细致的考辨。例如范家相判定《家语》三序为伪，顾颉刚还认为其考订未尽。因《史记》谓孔安国早卒，而王肃之后序则言“年六十卒于家”，所以“岂年六十犹可云‘早卒’乎！顾”颉刚为了证明《家语》为伪，又不得不说它“弥缝甚工”。今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王肃能细密“甚工”地伪作整部《孔子家语》，又怎么会在这种地方露出马脚？

　　顾颉刚的疑古与崔述一样，同以“考信”为追求，这样的学术精神自然值得充分肯定。就在疑古愈来愈盛之时，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但每一时代的学术大势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身在其中之人，王国维也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他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疏证结论即是一例。所不同者，他较早并充分利用出土材料，因而所受影响相对较小。

　　钱穆先生曾为《崔东壁遗书》作序，说“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含有对其疑古太过的批评。钱穆先生看到了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忧虑“疑古过勇”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一民族之复兴，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此言可谓语重心长。学术研究不可缺少怀疑精神，但“信之太深”与“疑之太勇”都有所偏倚，正所谓“过犹不及”。对于中国古文明的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偏失，后果是很严重的。

　　作为一部关于“孔子”的书，《孔子家语》的价值非比寻常。《孔子家语》经历了如此坎坷波折的命运，实在承载了太多！今天，《孔子家语》是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不能越过的重要典籍，也是超出学术研究领域而同样值得大众了解阅读的经典，需要继续揭示其价值。尤其在当下的时代，《孔子家语》需要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进入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充分认识其地位，发挥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