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既是儒学创始人，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指的是孔子视角下的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孔子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所蕴含的道德元素突显出来，开创了儒家学派。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有没有道德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道德践履水平的高低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差别仅“几希”。关于这“几希”，荀子的看法是：“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与禽兽相比也无非就是多了一个“义”，所谓“义”就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属于道德观念范畴。正因为儒家把人看作是道德性的存在，所以他们主张“以德修身”。

　　儒家对道德修养很有信心，在古代儒家视野中，道德修养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个体的选择，《孟子·告子下》有云：“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提出了“为仁由己”“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虽然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但这也只是预示着人提升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若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努力。为此，儒家建构了一套细致、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在这里，我从中择取一些仍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要点为大家作一番讲解。

　　注重思考和反思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经常问问自己“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啊”，他也不知道该拿这样的人“怎么办”了。因为，一个人能够问出“如之何，如之何”，即说明他对自身是有反思的，他在谋求突破和改变，而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动力。反之，如果一个人问不出“如之何”，则说明他缺乏这种自我成长的动力，而对于缺乏自我成长动力的人，孔子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引导教育他了。

　　在儒家看来，思考和反思是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那么，具体应该往哪些方向去思考和反思呢？

　　在《论语》中，曾子和孔子都做了提示。曾子提到了“三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三省”意为多次省察，曾子多次省察的内容是：为别人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做到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诚实守信？老师教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自己有没有去“习”？这里的“习”指的不是简单的复习，而是指实习、练习、演习，即落实到实践中去。孔子则讲到了“九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看东西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是否看清楚了；听问题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是否听明白了；待人接物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到神色温和、容貌恭敬；说话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所说的话是否确实可靠；做事情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是否做到了严肃认真；碰到疑问的时候，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去寻求真理；发怒的时候，要考虑后果；得到好处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是否该得。

　　人在思考和反思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做错的地方。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存在局限，例如原生家庭的局限、成长经历的局限、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格脾气的局限等。我们带着这些局限去想问题、做事情，最后出现过失也不足为奇，所以才有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的说法。做错了很正常，知道及时改正就可以了，正如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

　　既然古代儒家思想注重思考和反思，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讲的“三思而后行”，儒家是否认可呢？可能有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实际上，古代儒家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季文子这个人“三思而后行”，孔子听说季文子的行事风格之后，点评了一句：“再，斯可矣。”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想两次就可以了。孔子之所以反对“三思而后行”，是因为“三思而后行”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对过去的事情思虑过多，那么便容易困于过去而难以自拔，导致无法开展新的生活或事业；另一方面，如果对即将要做的事情思虑过多，那么便容易造成行动上的优柔寡断。

　　注重环境的影响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和戴不胜之间的一段对话。孟子问戴不胜：楚国有一个大夫，想教自己的孩子说齐国话，他应该去找一位齐国人来教呢，还是去找一位楚国人来教？戴不胜回答说，当然是找一位齐国人来教。孟子接下来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一个齐国人在那里教这个小孩说齐国话，一群楚国人在旁边起哄，“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即使每天责打这个小孩敦促他说齐国话，他也是学不会的；反之，“引而置之庄岳之闲数年”，庄、岳指的是当时齐国都城临淄两条最繁忙的街道——庄街和岳里，如果把这个小孩带去庄街和岳里待上几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即便每天去责打这个小孩逼他再说回楚国话，也是无法做到了。孟子以此故事，阐述了儒学视野下环境对人生成长的意义。

　　关于环境的重要性，《荀子·劝学》也举了一系列例子予以说明：南方有一种名为蒙鸠的鸟，这种鸟用自己的羽毛做巢、用自己的发丝把巢拴起来，并“系之苇苕”，结果“风至苕折，卵破子死”，之所以出现这种悲惨的结局，并非因为鸟巢不坚固，而是因为把鸟巢系错了地方；西方有一种名为“射干”的树，这种树才四寸长，但是因为“生于高山之上”，也获得了“临百仞之渊”的视野，这不是因为它本身长得高，而是因为它生长对了地方；兰槐的根本来是可以做香料的，但是如果把它泡入污浊的液体中，大家也都会离它远远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这并非因为兰槐的根变质发臭，而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污染了它。通过这些例子，荀子给出了一个忠告：“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君子以及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应该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结交值得结交的人，这样才可以离中正之道更近一些。

　　知行合一

　　《论语》开篇即讲“学而时习之”，“学”是获得“知”的重要途径。古代儒家看重学习动机，并根据学习动机的不同，将“学”分为两种：“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

　　关于二者之间的区别，《荀子·劝学》作了界定：“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君子之学”指的是人用耳朵听到后，心上就显现出来，然后就从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体现出来；“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小人之学”则是指人用耳朵听见了、通过口中卖弄出来，然而，口耳之间只有四寸长，指望通过这“四寸长”让整体人格得到提升、美化，那是不可能的。古代儒家倡导“君子之学”，反对“小人之学”。儒家认为，一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道德理念，如果不能内化于心中并外化为行为，那么纵使他学到的东西再多、学得的内容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什么时候才可以将学习告一段落呢？那就是将所学落实到实践中去，即“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儒家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是因为古代儒家教给人的首要内容并非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只有通过落实到实践中去才有意义。正如宋代大儒程颐在点评如何读《论语》时所言：“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四书章句集注》）

　　在矛盾冲突中彰显道德境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或许并不是特别的难事，而在遭遇矛盾冲突时，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操守，才能真正彰显道德境界。在此我向大家介绍儒家对两种常见人生冲突的应对之道。

　　面对义与利的冲突，古代儒家的态度毫无疑问是“重义轻利”，例如，孔子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是以义、利发生冲突为前提的。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义、利之间不冲突，儒家思想则对获得利益持认可的态度。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当国家政治清明之际，一个人始终穷困潦倒，这是耻辱的；反之，当国家黑暗无道之际，一个人却能富贵发达，这也是耻辱的。可见，孔子对于“重义轻利”的关注点不在贫穷或者富贵本身，而在于因何而贫贱、因何而富贵。对此，孟子也有类似的看法，据《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孟子明确回答说“非也”。在孟子看来，如果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顿饭也不应接受；而如果符合道义，舜受尧所禅让的天下也可以接受，“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总之，“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以“义”为旨归，将“利”统一到“义”的旗帜下，这是古代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

　　除了义利冲突之外，古代儒家也关注人的内心期许与外界评价之间的冲突。

　　《论语》开篇即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朋自远方来”确实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说明有人认可自己、有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呢？孔子认为，仍然应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即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恼怒。此言并非孔子不在意外界评价，他曾经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即君子最担心的就是终其一生也未能获得为后世所称道的名声。既然如此，为何孔子还能提出“人不知而不愠”的观点呢？因为孔子所追求的并非一时之名声，而是基于个人真实价值的长远的社会评价。对此，孔子有信心，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素质足够优秀，那么被外界了解、认可是迟早的事。例如，孔子曾讲：“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这句话中的“犁牛之子”，指的是耕地的牛所生的小牛，小牛尽管出身并不高贵，但是自身素质却非常好，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孔子认为，即使有人因为小牛的出身并不高贵而不想用它祭祀山川之神，但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言外之意是这头小牛自身素质如此出众，山川之神是不会舍弃它的。基于这样的认知，孔子把对外界评价的关注转化为对自身素质的关注，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即人无须担心自己没有职位，而应该担心自己的才能是否配得上这个职位；无须担心别人不了解、不认可自己，而应该去追求获得值得别人认可的本领。

　　古代儒家看重外界评价，但又不执着于外界评价。儒家先哲认识到，外界评价尽管很重要，但终归也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未必客观，“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上》）。孟子讲“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指的是内心拥有定力，不因外界毁誉而受到干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孟子·尽心上》），无论别人是否认可，都能做到自得其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如果获得了认可、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那就带领更多人去追求仁义，如果得不到认可、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那就做好自己。这正是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

　　对于自身实际情况与外界评价之间的关系，古代儒家有清醒的认识。例如，荀子说：“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荀子·非十二子》）在这段话中，荀子对君子能掌控的事情和不能掌控的事情作了区分：士君子能值得别人尊重，但是却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一定尊重自己；士君子能值得别人信任，但是却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一定信任自己；士君子能值得君主任用，但是却没有办法要求君主一定任用自己。君子以自己修养不够为羞耻，不以被人侮辱为羞耻；君子以不值得别人信任为羞耻，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羞耻；君子以自己没有能力为羞耻，不以不被任用为羞耻。不被荣誉所诱惑，不因诽谤而恐惧，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真正的君子。“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荀子·议兵》），做事做到无悔就够了，至于最终结果如何、外界是否认可，就不必过于苛求了。

　　以上观点代表了儒家面对外界评价时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既积极进取、务实理性，又豁达通透，可谓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

　　“中庸”的道德选择策略

　　大千世界千变万化，新事物、新状况层出不穷，当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之境时，儒学的处理策略是“中庸之道”。

　　“中庸”在如今人们的理解中，往往被视为折中主义、不讲原则、不走极端。“中庸”之所以受到这种误读，我认为可能与孔子对“中庸”的一个表述有关——孔子曾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但是，此处的“中”并非“中间”之“中”，而是“恰到好处”之意。朱熹对“执两用中”的注解是“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中庸章句集注》）,“当厚而厚，即厚上是中；当薄而薄，即薄上是中”（《朱子语类》）。

　　为了达成恰到好处的中庸境界，儒家思想认为须掌握为人处世的精髓——时中，“时”可以引申为“机遇”“时机”等意，“时中”意味着人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灵活处理问题、审时度势，相“时”而动、随“时”而中，避免机械化和教条化。孔子曾把自己同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逸民作比较，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获得大家普遍认可的、品性高洁之人。孔子认为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对于孔子的这一自我评价，孟子评论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孔子最为高明，因为孔子做到了“无可无不可”，堪称圣人中的识时务者。“无可无不可”并非随心所欲、不讲原则，而是始终以不变的道义作参照和支撑，即“义之与比”。

　　《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可作为孔子“无可无不可”但是又“义之与比”的典型例证：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合于义理的事，就立刻去做吗？”孔子回答说：“父亲和兄长还健在，怎能不先请教他们就去做呢？”过了一段时间，冉有又问了孔子同样的问题，结果孔子回答说，立刻去做吧。在孔子回答这两位学生时，另外一位学生公西华一直都在近侧。于是公西华很疑惑，不明白为什么前后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孔子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孔子解释说：“冉有性格优柔寡断，所以我要鼓励一下他；而子路行事鲁莽，所以我就节制一下他。”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孔子给出了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就是孔子提出的“无可无不可”，这个“无可无不可”背后有始终坚守的原则，那就是要给学生最佳指导。可见，儒家的“时中”虽然倡导灵活变通，但绝不是支持人去当墙头草。

　　“时中”的过程，用儒家思想中的另一概念来表述就是“权”的过程，“权”即权变、权衡。各种道德规范有轻重缓急之分，有时还会产生冲突，这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和选择。《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否是“礼”的要求，孟子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淳于髡接着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认为，在“嫂溺”的危急时刻，必须对“男女授受不亲”做出权变，如果为了抱守“礼”而见死不救，那么虽然表面上维护了“礼”，但实际上却背离了“礼”的实质即“仁义”。

　　总之，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以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为基础，它体现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理念，这是中华先哲的辩证思维，闪耀着理性认知的光辉。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长期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主持建设的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建设的课程“先秦儒家哲学六讲”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本讲座文稿系“深入领会‘第二个结合’”理论宣讲内容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