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典学”以崭新姿态闯入大众视野，一场重塑文化认知的浪潮正悄然涌起。

　　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雁栖湖畔落下帷幕，这场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的学术盛会，已然为古典学研究标定新坐标。今年3月末，中国学界掀起“古典学热”，对世界古典学研究作出了学术呼应：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古典学”纳入学科申报体系，明确的重点研究方向包含“古典学研究、古代文明起源”；四川大学成立国内首个古典学系，系主任刘小枫教授表示，将建设中国古典学研究重镇，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栋梁之材和文明担纲者。这一学术接力在4月迎来国际共振——4月7日，以“史诗传统与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国际史诗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卫城脚下开幕，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80余位中外学者聚焦古代史诗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的传承保护，破解跨时空对话的当代困境，探索文明共生新路径。

　　希腊德尔菲神庙的残垣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历经三千年风雨。这句被西方奉为智慧圭臬的铭文，或许正暗含着文明认知的终极命题——任何文明都需要在与他者的对话中确立自我。当雅典哲人在阿波罗神殿前沉思人类认知的边界时，泉州港的市舶司官员正用阿拉伯数字记录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一部真正的古典文明史从来都是复调交响。然而，有的西方学者始终拒绝打开这卷对话之书：他们宣扬“一切文明皆来自古希腊”的论调，并对古希腊与东方文明间千丝万缕的关联讳莫如深，甚至以“冷战”胜利者之姿，鼓吹“历史终结论”，妄图将西方文明强加为“普遍真理”。这些论断犹如沙上筑塔，既遮蔽了古典文明交流的真实图景，也暴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从文明互鉴的研究视域深入探究，便能清晰洞察古典文明发展的坚实脉络。

　　鉴物知源：当古希腊遇见东方

　　大量丰富翔实的人类文明史实证明，古希腊文明的诞生，绝非孤立的奇迹，而正是那些被西方叙事话语贬抑为“冻僵了”的东方文明，孕育出了所谓“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文明。以文字的演变为例，古希腊文字来源于亚洲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脱胎于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大约公元前1500年，腓尼基人将楔形字简化并字母化，创造出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吸纳腓尼基字母，加入元音发展为古希腊字母，进而演变成拉丁字母，成为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等众多西方语言字母基础。

　　再将目光投向文学艺术领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较早孕育出了文学艺术。公元前19世纪至前16世纪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比古希腊史诗早约一千年，其广泛而深远地影响到古希腊史诗与《圣经》的出现。史诗中著名水神伊亚用洪水毁灭人类的故事，被后人称作诺亚方舟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当我们仔细品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便能发现其中融入的诸多神话元素和英雄传说与苏美尔文明的神话史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早在希腊文明诞生之前，两河流域就已具备较先进的书写、冶金、纺织等手工艺，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也达到较高水准，通过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传播到古希腊地区，在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史中留下深刻烙印。在建筑和雕塑艺术上，古希腊借鉴两河流域的技艺与风格，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巨石建筑便是其向古埃及学习的例证。

　　古希腊哲学虽光芒耀眼，却非无本之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作为多种文明的汇聚交融之地，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穆宏燕研究指出，公元前7世纪广泛传播的琐罗亚斯德教创世学说中的四大元素说直接影响了古希腊早期哲学派别；善恶二元对立斗争学说，更是促成古希腊辩证法哲学的形成；“光明天国原型”学说则对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产生了直接而关键的影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出生于爱奥尼亚，首次将哲学从米利都引入了雅典。在他的推动下，哲学在希腊本土落地，随后生根发芽，逐步在希腊文化土壤中蔓延盛开，为后续希腊哲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最初的养分。

　　随着贸易和人员往来，古埃及发达的农业灌溉技术、天文历法知识传入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泰勒斯在埃及旅行期间，学习了古埃及人测量土地的方法，回国后将其发展为几何学。而古希腊的艺术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埃及后期的雕塑和绘画，古埃及艺术家借鉴了古希腊艺术中对人体比例和姿态的表现手法，使作品更生动。波斯的建筑风格以宏大的宫殿和精美的浮雕著称。在波斯战争后，古希腊的一些城市在重建过程中吸收了波斯建筑中柱式和装饰的元素。同时，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也传入波斯，为古希腊与波斯的学者带来了思想的对话碰撞。

　　横贯欧亚的万里丝路，更是东西方古典文明深度交流互鉴的典范。公元前2世纪，汉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辟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陆上通道。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源源不断地向西运输，迅速成为罗马贵族阶层竞相追捧的珍品；与此同时，西方的香料、珠宝、玻璃制品纷纷传入中国。古希腊人与罗马人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的西传，彻底改变了西方知识传播的困境。造纸术让书写材料摆脱了羊皮等昂贵材料的局限，印刷术打破了手抄书籍的烦琐与低效，为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觉醒与科学思想的勃发奠定了基础。西方的数学、天文知识传入东方后，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对天体运行规律和历法编制的研究。这些跨越山河的相遇，不仅催化了知识传播的革命性突破，更孕育出《马可·波罗游记》的东方想象与郑和海图的全球视野，全面重塑了彼此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古道上的每一次驼铃声，都见证了两大文明体系和鸣共振的绵长余韵。

　　鉴道和鸣：从中国哲思到西方文论

　　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与思辨，更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成为世界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中国哲学的思辨内涵与独特的文明特征，既滋养了中华文明茁壮成长，更是在世界传播中深刻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内核。即便是现当代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发展，也绝非孤立前行，而是文明相互借鉴、文明影响交流的结晶。当代西方哲学与文论构成，在多个领域与中国文化及文论精髓具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在哲学思想的探索深度上，还是在文论表达的细腻维度中，都能寻觅到中国哲学与文论的深刻印记。

　　1946年夏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尝试与华裔学者萧师毅共同将《老子》（《道德经》）译为德文，从道家《老子》《庄子》中汲取营养，丰富他对“存在”问题及现象学的理论思索。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写于1943年题为《诗人的独特性》的文章，探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作的思想意义，特意引用《老子》里“有无相生”的观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受此启发，他开创性地提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虚无也是存在的特征，更明确地说：“存在：虚无：同一”等论断，创造性转化《老子》有无共生、虚实相生的思想。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海德格尔不仅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成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克服者，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创新性的存在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理论。

　　法国著名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领军人物德里达的成名作《论文字学》，以详尽篇幅讨论中国汉字文化对解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在《论文字学》中谈及汉字的“音—义”关系之时，他回忆起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仰高关于中国与汉字的讨论，深刻认识到在“语音中心主义”的长期桎梏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汉字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中国偏见”和“象形文字偏见”。正是与中国文化和汉字的亲密接触，让德里达深受启发，由此开启了言语和文字的比较研究，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中逐步建构起解构理论体系。

　　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荣格对诸如《易经》《庄子》《礼记》等中国典籍有着广泛涉猎，并专文论述《易经》，认为其中包含的共时性原理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对心理分析实践有效用。在和著名汉学家、《易经》德文翻译者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中国生命之书》中，荣格盛赞《易经》凝聚中国文化精神，称能从中找到撼动西方心理学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自赫拉克利特之后，《易经》中所蕴含的共时性思维模式便从哲学史上消失。直到莱布尼茨所处时代，它才似微弱的回声般有所显现。

　　在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伏尔泰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极为推崇。他认为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和伦理，以理性为基础，与当时欧洲社会追求的理性精神相契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及中国，称赞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他在作品中写道，“中国人最了解、注重培养与完善的就是道德和法律。子女孝敬父亲是中国政府的根本”，并将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作为批判欧洲封建体制和宗教迷信的利刃。伏尔泰等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欣然接纳与灵活运用，清晰映照出西方思想界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多元文化所秉持的包容态度，为彼时正处在变革关键期的欧洲思想领域注入新活力，有力冲击了长期禁锢欧洲思想的神权桎梏，成为推动欧洲思想觉醒与革新的重要力量。

　　鉴古明今：历史回响与现实映照

　　从古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跨越时空的友好交往，到西方哲学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积极吸收借鉴，沿着一条清晰的文明脉络，可以望见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古典文明之间借鉴交流、互学互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文明互鉴既是文明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文明在发展中成就自身的需要。文明的自省从来不是独白，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完成的觉醒；文明的进步也绝非单线演进，而是不同智慧体系在碰撞中激发的螺旋上升。世界各文明始终在进行动态的交流互鉴，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律。

　　在“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话语甚嚣尘上之际，重拾古典文明交融的智慧，不仅是为追溯文明的根系，更是为破解文明的共生之道。古典学研究不该被时代的洪流淹没，它早已超越“钻故纸堆”这一狭隘定义，而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于现代文明中肩负更大使命。以文明互鉴的视角重审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直面西方叙事对文明互鉴史的遮蔽，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古典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与核心理念。

　　以中国古典学研究为例，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的智慧。《论语》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文化交流领域，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中国智慧。唯有打破文明遮蔽带来的种种樊篱，尊重文明互鉴中的文化传承、相遇、碰撞与交融等变异现象，方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演变与应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入研究与传播，精准剖析其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演变与价值，让古老智慧重焕生机，促使更多人走进古典、重读古典，从先哲的情感与意念中汲取力量，在古今贯通、中外对比间明晰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由此成为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让中国古典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与精神家园。

　　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联系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我们应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挖掘历史上不同文明互鉴交流的珍贵史实，以此推动中国古典学与世界古典学研究的蓬勃繁荣。古典学应融合文明史、哲学史、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深入探索东西方等文明的根源，打破单一文明中心论，还原不同文明的厚重价值。古典学研究应当创新性地从古典文明互鉴反观现代性问题，以超越现代西方特定的价值论，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更易于接受的新概念和新表述，为推动其全球传播提供宝贵智慧和思想资源。在实证与思辨中构建起贯通中西的文明坐标——这既是对“何以中国”的深层次回答，亦是为人类文明存续发展提交的中国方案。在此过程中，珍视每一次文化交流的契机，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学习，在包容差异中共同进步，推动中西方文明间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展望未来，文明互鉴不再是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照亮过去与未来的明灯。互鉴之光为古典学研究指引着方向，而古典学研究，也是打破西方知识体系垄断地位、实现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和共荣共进的价值基础，更是增进各国彼此理解尊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之举，不仅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筑牢深厚的学理根基，更能为解决现代世界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提供极具价值的智慧启示。新一代“古典学人”，正以文明互鉴映照古典学研究，书写多元交响的文明之路。

　　（作者：曹顺庆赵瀛，分别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