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近代转型》以政治与学术双向视角，集中梳理、论述西学东渐下，作为传统中国价值主体的儒学的困境和转型，探究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和未来。作者对近代以来儒学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康有为、章太炎、钱穆、张申府、冯友兰等）及其思想主张进行分析：从制度和心性讨论儒学的整体形态发展，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讨论儒学学科化的困境与出路，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探索儒学对世道人心和社会秩序的意义和作用，从儒学学科化制度下思考摆脱儒学困境的可能……涵盖儒学近代转型的重要领域。

《儒学的近代转型》

干春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国学热”：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国学思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自觉”问题。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的自我认知。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很显然，文化自觉是我们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新的创造，不是复古，也不是依傍。由此他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方法论，既肯定自身文化传统，也能欣赏和吸收别的文化形态的文化观念。

　　谢地坤文章最着力处就是对“国学热”和“文化自觉”问题的探讨。文章最具启发性的阐述就在于他对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与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性与普遍性问题的深刻认识，这的确是反思“国学热”所必须具备的视野。谢地坤认为：“文化自觉是我们民族觉醒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与流弊，自觉地对之加以批判和改造，使之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需要。”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是国学大师“都是批判地继承中西文明的成果，走出了不同文化互相交流、相互融通的道路，使得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会通融合”。但是这样的论断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追究”。近代以来所呈现的各种形式的中西文化比较，大多是基于拯救处于危亡中的中华民族的动机。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归于失败的时候，一部分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观念层面的缺失，矛头直指中国的文化传统。比如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认为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和对于个人自由的否定，中国人注重综合和演绎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为了使中国走上独立和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告别，按胡适的说法，就是要“充分世界化”。这样的激烈的反传统思潮，虽理不必然，但亦情有可原，是一个特定时期人们对于文明的危机状态的“过激反应”，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文化自信”，即相信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吸收和容纳世界先进文化的能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师，虽然都是批判地继承中西文化的成果，但是他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国学大师们存有对于自身文化的“同情和敬意”，试图通过文化的自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而不是对文化传统采取弃之如敝履的简单否定的办法。

　　国学思潮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一种反应，因此，国学思潮在忧虑国家和民族的困境之时，从来不是简单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毫无批判的反思；国学家们在呼吁人们珍惜民族文化传统的时候，对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素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晚清国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邓实在《国学真论》中就提出要区分国学和君学，他把那些只知道维护君主统治、忽视国计民生学斥之为“君学”，他说，“自秦汉以来，一君学之天下而已，无所谓国，无所谓一国之学”，“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上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国粹派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这些内容，虽然并非一定出于主动，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融会东西，乃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国粹派的重要人物许守微将国粹看作是精神之学，欧化看作是形质之学，结论是国粹和欧化并非互相排斥，所以他专门著文强调“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虽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张之洞等提出的“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将欧化视为形质之学、国粹视为精神之学也有偏颇之处。但是，有一点却可以由此得出，即国粹派并非要“复古”，而是强调在“欧化”的同时，看到自身文化的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粹派看来，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称得上“粹”的前提，所依据的标准不是该文化发源于哪一个国家，而是是否“适宜”这个国家。这就是说，即使这种思想并非出自本土，只要适合中国，那么也可以称之为“国粹”；反之，即使是在中国形成发展起来的思想传统，只要不适宜于中国，也就不能称之为“国粹”。黄节说：“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晚清国粹派已具有相当的开放胸怀，那么，21世纪的“国学热”当然更是一种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在200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国学研究论坛”上，新世纪国学热的重要推动者纪宝成就主张要“使今天的国学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的精华部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不断开拓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不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既各美其美，也美人之美”。固然，“国学热”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主张，比如一些人将国学意识形态化，或将国学商业化，但是并不能据此就否定国学研究，否定国学对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而是“要大力提倡和支持承接中华文化慧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国学”。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这些文明因为不同的缘由产生碰撞、融合、发展，然后形成新的文明。但是，文化发展的终点绝不可能是万流归一的一花独放、一元独大，必然会是百花争艳的各美其美。曾经因为经济的落后、社会的凋敝，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人又重拾民族自信。无论是文化虚无主义还是文化封闭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正确的做法是树立文化自信，处理好文化普遍性和本土性的辩证关系。

　　正如谢地坤研究员所言，当下中国人遇到的环境、信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不只是中国独有的，在世界上有一定普遍性”，“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某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否定世界文明的普遍性，也不能因为强调世界文明的普遍性而否定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然而，这个看似辩证的描述仍然值得反省：当我们说普遍性的时候，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与特殊性相对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普遍性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那些伪装成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也就是说某一些特殊的文化或价值，通过经济实力、强大的传媒，甚至是武力，将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包装”成一种普遍性文化或价值，并以此来消解或贬低别的文化。这一点，在当今世界表现得十分明显。西方文化近代以来一直以“世界文明”自居，而将许多民族的文化贬低为“前现代”的，这样就将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在当今中国的国学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从反思这样的文化观念出发来重建中国文化的信心的。

　　人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对巨大的挑战，不同的文明正基于各自的视角提出各自迎接挑战的方式，只有各民族基于自身的文化资源，发挥自身文化的创造性，才可能为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所出现的“国学热”，可以被理解为与探索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正是这次“国学热”的最重要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国学热”正是谢地坤研究员所提倡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的体现，因为它不但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且对外来文化和不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也持有既肯定又批判的立场。

　　“国学热”在当下中国还处于表面虚热的状态，无论是功夫扎实的古代文献研究还是精深的思想流派研究，都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而要融会中西、熔铸新的中国精神更是任重道远，更遑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了。在这样的使命下，对于“国学热”，一方面我们应该警惕防止其滑向错误的方向，另一方面要肯定其积极的作用，使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