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纬书”，是指兴起于西汉末、定型和尊崇于东汉的一类冠以“河图”“洛书”及七经之名、伪托上天及圣人神化儒学的文献，东汉人习称“图谶”。“纬”名的出现实际上迟至东汉晚期，是时人“纬以配经”观念的一种反映。纬书的内容十分庞杂，既有数术占验，又有儒学经义，一般认为是出于方士化的儒生之手，所以研究者仍将其归入儒学范畴，这与东汉人的观念是一致的。不过，这一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东汉初年的图谶校定建构起来的。因此，纬书的成立过程就是其经典化的过程。东汉官定纬书分为河洛谶与七经谶两个部分，七经谶中多有称引河洛谶之处，而河洛谶中却没有引用过七经谶的内容。儒学经义仅存在于七经谶中，而河洛谶则在内容上与经义无涉。这是因为两者的成立时间不同，内容、性质也有所差异。河洛谶的形成时间较早，出于方士之手，本身属于数术之学。而七经谶则是东汉初年校定图谶的成果，目的是牵合河洛谶与经义。

　　纬书的成立与经典化

　　先秦的河图、洛书只是一种圣王瑞应的象征，并无实体。秦始皇时，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有“亡秦者胡也”之文，可以视为方士群体将河图、洛书文本化的最初努力。西汉成帝以后，汉室衰微，有亡国之象。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宣扬“汉室再受命”的“赤精子谶”（《天官历元包太平经》），意在改火德为土德，但归于失败。平帝元始年间，征召天下学士，整合诸家之说，其中就包括图谶，河洛谶的主体内容就在此时基本定型（《汉书·王莽传》《平帝纪》）。大概在王莽谋划篡位的居摄年间，崔发又将宣扬王莽受命的内容添入其中。新莽末年，叛乱群起，当时的诸方势力都热衷征引图谶，作为自己的受命证明。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初年与公孙述往复辩论谶记之义（《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后汉书·公孙述传》），说明两人对引述的谶文，都承认其可信性，这是讨论的基础。只是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谶文的解释有异。两人引据的谶记，多数应是平帝时期整合过的文本。此外，两汉之际还有大量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新谶记产生。对光武帝刘秀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秀以此谶记之言即位，故而十分重视图谶，甚至据谶文任命官员。

　　但此时的图谶毕竟只是一种数术之学，尚不足以成为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在隗嚣、公孙述等势力尚未平定的建武初年，光武帝即命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目的有二：一是去除崔发为王莽增加的内容，加入以即位谶记为代表的、宣扬光武帝统治合法性的谶文。故而即位谶记之文见于编定后的《河图赤伏符》。二是牵合图谶与儒家经典，以抬高图谶地位，使其经典化。因此，光武帝有意拣选“博通经记”的尹敏、薛汉等从事校定工作。此外，光武帝还组织人力在太学向博士弟子讲论图谶，显然也是出于牵合经书与图谶的目的。在这样的大力提倡下，出于儒生之手、牵合经义与图谶而成的“经谶”自然也就逐步形成了。具体做法是将某经的不同传记加以拼合连缀，并加入河洛谶或其他宣扬刘氏天命的内容，从而形成新的文本。比如建武初年公孙述与刘秀讨论过的《西狩获麟谶》，其文字就见于新编造的《孝经援神契》中。再如东汉人引《易内传》《易中孚传》之文，多见于《易稽览图》中，钱大昕认为《易内传》《易中孚传》皆为《易稽览图》之别称。然而，这种解释实有难惬人意处。在郎顗的一篇奏对中，同时出现《易内传》《易中孚传》《易传》三名，似难视为一书。且所引《易内传》之文，有两条不见于今本《易稽览图》。又，郎顗为顺帝时人，奏对中引及《诗泛历枢》《孝经钩命决》两篇纬书，若所引确为《易稽览图》，为何不径称篇名而用别称？因此，更合理的推测是，《易内传》《易中孚传》均为东汉初编造《易稽览图》时曾利用的《易传》文献，故文字多有重合处。不过，这些用来编造经谶的传记往往时代不同、系统有异，很难弥合其龃龉之处，整合多元文本来源的痕迹十分明显。《周易乾凿度》中有一段讲求卦主岁术的文字，以七十六年为一纪，二十纪为一部首，属于四分历术，纪、部之名与《淮南子·天文训》相合，与东汉四分历相反。但“今入天元”以下文字则显然是以七十六年为一部，与上文恰恰相反，只能说明两部分文字是由不同来源的文本拼合而成。

　　图谶的校定历时甚久，自建武初诏命校定至正式颁布，时间当在三十年左右。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八十一篇于天下，标志着官定纬书文本的定型。其中河洛谶四十五篇，七经谶三十六篇，即张衡所说的“河洛五九，六艺四九”（《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上事）。原本出于方士之手的河洛谶与整合于儒生之手的七经谶共同组成官定纬书。作为刘氏统治合法性的天命依据，纬书自然成为东汉的官方意识形态，取得了与经书同等的地位，甚至反过来对经学施加影响。明帝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隋书·经籍志》），又樊鯈“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后汉书·樊鯈传》）。章帝时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同样是援谶证经。更为重要的是，郑玄整合今古文经学，其经学体系的建立亦与图谶有密切关系。东汉人普遍认为纬书出于孔子，光和二年（179）刘洪上言，称《考灵曜》等为“孔子纬”（《后汉书·律历志》），郑玄《起废疾》云“孔子……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礼记·王制》正义引），荀悦《申鉴》亦谓“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皆是其例。

　　纬书的去经典化与散佚

　　汉代以后，政治背景转变，纬书失去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逐渐回到数术之学的范畴。河洛谶宣扬刘氏天命，魏晋以后无复其用，自然在政治上很快被抛弃，南北朝之人更热衷于利用新出谶书，所以东汉河洛谶在南北朝亡佚过半。而在经学上，由于南北学术差异，学者对纬书（经谶）的看法不尽相同。南朝学者好尚魏晋新注，已不再将纬书视为经典。北朝学者固守东汉旧学，纬书仍为儒生究心研读。北人李兴业与南人朱异、梁武帝关于明堂圆方的问答，恰好反映了这种南北差异。随着南北统一，学术融合，时人对纬书的认识也逐渐趋同，倾向于否定。唐代《五经正义》中，《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春秋正义》多有否定纬书之语。如《尚书·尧典》正义说：“纬候之书附会其事……何其妄且俗也。”因此，《五经正义》征引纬书虽多，但主要是出于疏不破注的原则，为解释前人注文，作为历史文献来引用，而非承认其经典地位。从西汉末到六朝隋唐，纬书的性质在时人观念中大致经历了“数术—儒学—数术”的变迁。

　　虽然在《隋书·经籍志》《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开元四库书目》等唐代目录及《唐六典》记载的官方藏书分类中，纬书仍居于经部，但这只能视为官修目录类目的调整滞后于学术发展与时代风气的表现。唐代中期以后，经学发生转向，逐渐摆脱注疏学的范式，轻视旧注，而以己意说经，故对纬书更无兴趣。既无需求，民间自少流传，仅有孤本存于秘阁，战乱一起，则原本荡然无存。于是，被经学彻底抛弃的纬书只能作为一种文本资源，将只言片语保存在经注、史传及类书之中。或是作为一种数术资源，部分保存在以天文星占、祥瑞灾异为主要内容的《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开元占经》等书中。但历代对这些涉及王朝兴衰、灾异预言的数术之书的管控都十分严格，此三书亦仅在存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