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是朱熹第一次提出周敦颐传道于二程兄弟，不仅二程兄弟是道统谱系中的传道者，周敦颐也具有同样的地位，此即“周程授受”命题的由来。问题在于，二程反复强调其对“圣人不传之学”的再发现是来自于“遗经”，而不是师徒授受关系，程颢就自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程颢、程颐：《二程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4页］于是，“虽有所受”与“自家体贴”就构成了矛盾。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承认程颢在十五六岁时，“闻汝南周茂叔（周敦颐字）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文七》，《二程集》第二册，页638］同时，二程屡次声称自己是从《六经》中独立发现了“千载不传之学”，并未指认自己接续的道统是从周敦颐那里引出的。这在后世引来不小的争议：否定周程授受关系的学者，强调程颢在周敦颐那里“未知其要”；肯定此一授受关系的学者（如朱熹），则强调程颢是在周敦颐的启发下方“慨然有求道之志”。问题是，如果没有周敦颐的教学，二程是否可能发明“千载不传之学”。换言之，传道者的老师是否必然是传道者？ 这个问题宋代学者是有所考虑的。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从尧舜到孔子的道统谱系是这样的：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道统发源于尧，此后夏商周三代的道统一直延续，从尧舜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道全面地实践于历史时空之中，体现为一种治理形态，即所谓“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主要表现为“治统”。然而，幽厉失国，平王东狩，“道”的“天下之大”的“治统”形态早已崩溃，从“周公、召公”到孔子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道统在此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失传。在此之后，重新接续道统者为孔子。但孔子出生时，最后一批道统传承者周公、召公去世已久，西周“治统”已成废墟瓦砾，孔子又如何“明道”进而“传道”呢？《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章提供了答案：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朱熹解释“文武之道，未坠于地”的意思是：“此但谓周之先王所以制作传世者，当孔子时未尽亡耳。”［朱熹：《晦庵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别纸所询三事”），《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页1907-1908］西周土崩瓦解，“文武之道”已经从国家、社会层面消失了，但是对于“道之本体”的认识早在尧舜禹时代已经形诸载籍，《尚书·大禹谟》即是载道之经典，同时“道”也在人与人之间以亲相授受的形式传承。子贡强调，在孔子同时代还有人能够传承“道”的一枝一节，但这些人并未把握道之全体大用，即所谓“识其大者”“识其小者”。孔子正是向这些“贤者”“不贤者”虚心学习，才最终把握了“文武之道”的全体大用。韩愈《师说》所称“圣人无常师”即祖述《论语·子张》此章而来。在《学而》篇中，孔子还教导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三经注疏》下册，页2458下］这里的“有道”者，也是子贡所称的“识其大者”“识其小者”，而不是周公那样的传道者。虽然没有见过上一代传道者，但通过研讨载籍和求教学者，仍能得到片段的、零星的继承，此所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孔子得到了这些师傅的启发，但最终成就远远超过了那些他曾经问学的前辈和师傅。朱熹《论语集注》对此解释道：“然则能无不学、无不师者，是乃圣人之所以为生知也。”［朱熹：《晦庵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别纸所询三事”），《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页1907-1908］

　　根据《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章和韩愈《师说》，传道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同前辈的指教；而指导过传道者的学者自身可以不是传道者。显然，传道者的老师并不必然是传道者。同理，也许二程内心并不许可周敦颐是宋代第一个重振“不传之学”的传道者，但他们也不会刻意否认曾经向周氏请益，因为承认曾向周敦颐问学毫不影响程颢的传道者地位。故程颢自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二册，页424］二程还向弟子提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二程集》第四册，页1203］可见程颢所谓“虽有所受”包括了周敦颐。

　　如果周敦颐是传道者的话，周敦颐的老师是不是传道者呢？ 周敦颐师从穆修，穆修师从种放，种放师从陈抟，如此追根溯源，周敦颐是陈抟的传人，而宋代已经有人认为周敦颐不过是陈抟的传人而已，没有资格进入道统。朱熹多次表彰周敦颐是“不由师傅”，但也承认周敦颐的学术，尤其是《易》学来自于陈抟。［朱熹的相关论述，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页58-5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此，南宋湖湘学者胡宏认为陈抟只是隐士：“于圣人无可无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陈抟没有资格进入道统。接着胡宏引用了程颢“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一语，指出：“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 ……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作为传道者的周敦颐的老师穆修、种放并不必然是传道者。至于二程兄弟自称得“不传之学”，胡宏认为他们是受到了周敦颐的启发，而且周氏的地位应该介于孔、孟之间。胡宏还赞扬周敦颐《通书》：“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通书》的地位高于子部著作，而约等于“经”。

　　二程师从周敦颐，对二程成为“千载不传之学”的继承人大有助益。胡宏门人、“东南三先生”之一张栻在论及周敦颐与二程的授受关系时说：“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学，……以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其所以自得者，虽非师友可传，而论其发端，实自先生（按：指周敦颐），岂不懿乎！”［张栻：《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十《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11页］张栻一方面谨慎地指出“（二程）其所以自得者，虽非师友可传”，周敦颐与二程之间可能没有发生过以“道”为内容的传授学习关系，即便如此，周敦颐仍不失为二程重新接续道统之传的“发端”，也就是启蒙者。如此，张栻就巧妙地调和了“不传”与“师承”的矛盾，说明“自得”与师傅的“发端”之功并不矛盾。换言之，二程的老师是不是传道者，不构成二程成为传道者的必要条件；但假如二程的老师恰好是传道者的话，则可以视为一种锦上添花。那么，关于周程授受这一命题的下列判断便不能成立（就笔者目力所及也没有出现过）：如果没有周敦颐，二程就不可能成为发明“千载不传之学”的传道者。

　　总之，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谱系中，传道者的老师可以是传道者（周敦颐之于二程、孔子之于曾子），但也可以不是传道者（譬如孔子与他的众多老师）；即便传道者的老师确实是传道者，那么无论是师是徒，双方对道统接续和对“千载不传之学”的发明仍然是独立完成的自证、自悟、自得。宋明理学的道统学说，正是在“周程授受”个案上呈露出内在的思辨力量和赓续历史文脉的不竭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