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和底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标识。但“民本”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其价值何在？这一直是学界尚未讲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一、何为“民本”？

　　何为“民本”？李存山先生认为，儒家民本思想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二是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参见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卢向国强调“民本”一词，是对“重民”“贵民”或“民贵”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一类思想的简单概括。（参见卢向国：《温情政治的乌托邦——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机理研究》）

　　“民本”，是“以民为本”的简称。由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成书问题备受学界争议，我们目前只能说，“民本”作为术语在“三代”时期没有出现，这与它是中国固有之观念是两回事。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人”，指庶民、百姓。管仲认为，民众是推行王霸之业的根本；民众治理得好则国家巩固，民众治理得不好则国家危险。

　　又《春秋穀梁传·桓公十四年》记载：“民者，君之本也。”民众是国君执政的根本。晏婴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四）卑微而不失去尊严，委曲而不失去正理的，是以民众为根本。刘起釪先生说“民本”一词非先秦所有。（参见刘起釪：《古史续辨》）但从以上记载看，民是国之本、民是君之本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时代已经萌生。（老子说“贵以贱为本”，“贵”指国君，“贱”指庶民，亦可看作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产生的例证。）换言之，“民本”虽然是近现代学术界借用的翻译语，但以之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并不是没有文献依据的凿空之论。

　　张分田、张鸿强调把《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诠释民本内涵与外延的理论基点。［参见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但《五子之歌》很可能是伪作，乃魏晋时期学者辑补、编纂而成。“民本”作为概念或专用术语，在“三代”时期没有产生。笔者认为，“以民为本”观念是在春秋时代出现的。因此，“民本”内涵，应依据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来解读。

　　“民本”的最初含义有二：一是“民为国之本”，即从国家层面看，民众是立国的根基。民众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抵御外敌入侵的主体力量。只有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能安定，民众是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力量。二是“民为君之本”，从君主层面看，国君掌权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得民才能得国。“民本”强调在位者要充分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将百姓置于基础和根基的地位，进而安民、恤民、利民、富民、教民。

　　民本主义强调“君为民而设立”，（《左传·文公十三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具有普适性的政治价值。崔宜明先生指出，“民本”是指无论是谁在统治、以何种方式统治，其统治宗旨、施政原则都应该以民众的利益为根本，而无关乎政治制度。［参见崔宜明：《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析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民本思想规定了国君执政的总体方向，即国君的一切政治决策和行为，皆应指向增进百姓的福祉。

　　二、民本思想的恒久价值

　　民本思想是代表社会下层民众利益的学说，但权力掌握在国君手里，导致它难免带有空想的成分，因此学界不少学者质疑或否定民本思想的价值。例如：冯天瑜先生指出，民本不过是君主专制的“装饰品”。（参见冯天瑜：《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余少祥先生否定民本思想在现实社会的实际存在，他认为古代民本思想只是一种社会理想，处于“应然”而非“实然”状态。（参见余少祥：《中国民本思想，“实然”还是“应然”？》，《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1期）钱海先生强调民众利益在现实中不可能被放在最高位置，“以民为本”更多时候沦为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参见钱海：《民学：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转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卢向国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明君、贤臣在位的条件很难具备，这决定了民本思想的乌托邦性格。（参见卢向国：《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乌托邦性格》，《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在李宪堂先生看来，民本主义虽然不乏其对抗暴政的精神，但绝对不含否定或批判君主制的因素；它是君主制政治自我制约、自我完善机制的一部分，是专制政治机器高效并长期运转的润滑剂。（参见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那么问题是，民本思想是否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它在历史上是否真正施行过？它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

　　民众是古代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赋税、徭役、兵源的提供者，乃国家得以存续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条件。旧国君亡而新国君生，民众可以离开国君，但国君不能离开民众，此为民本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国君看似威力无比，但推翻国君的正是那些“命如蝼蚁”的民众。民本思想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亘古不变的历史真理，即民乃国家（或国君）之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在这种意义上说，民本主义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国君与民众利益有冲突之处，也有彼此依存的一面，他们共同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吕氏春秋·贵公》篇记载：“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非天子一人之天下，乃所有人之天下。天子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民众的利益，国祚自然不会长久。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相背反，走的是天子所制定的政策与方针，必须保证多数人利益的集体主义路径。它追求的是天子利益与民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天子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私利，而民本思想家告诫国君，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以保障民众的利益为前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彰显的是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政治大局观。

　　所谓“历史真实”，不过是成功者自己主导的史学叙事，失败者根本就没有申辩的机会。受制于评价者的政治立场，正义与邪恶、仁政与暴政之间的界限，有时是很难厘清的。而民本思想的主旨，是只为民众利益代言，不为暴君唱赞歌。它确立了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界限，是区分仁政与暴政最为明确、最为清晰的参照标准。面对“独夫”“民贼”肆意虐民，民本思想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推翻暴政、保障民众利益的强大理论武器。民本思想不仅是衡量国君行为的标准、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指南，更是国家政权存在的价值理据与终极意义。

　　王权，是诠释中国古代社会运转机制的重要路径。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不断强化王权的传统，王权掌握着一切资源的分配、再分配，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帝制社会，王权一家独大，宗教传统、贵族力量、学术道统等因素均不足以对王权构成有效制衡。民本思想是为天下生民争取生存权利的理论建构，是以价值理想规训政治权力的一种努力。（参见吕存凯：《“民为邦本”理念的哲学意涵及其现代转型》，《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6期）董仲舒所谓“屈君以申天”，以上天制约王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纸空文”。王权缺乏有效约束，独断专行，人民权利无法保障，难以真正实现政治和解。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民本思想对专制王权的调节和制约，就显得尤为必要。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赖民本思想得以减轻和纾解。（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

　　民本思想家呼吁天子爱民如子，以慈爱之心对待庶民，是中国古代人文关怀的最强音。诸多强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言论，多是以民本思想为其理论支撑。常金仓先生指出：“三代国家皆以民本主义作为统治的基础……因而每一次革命也无不以民生问题为旗帜。”（常金仓：《重新认识殷周天命与民本思想的关系》，《文史哲》2000年第3期）夏商周“三代”政权的建立者虽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武力夺取政权时，皆以保障民众利益为口号。在帝制时代，当遭遇暴君虐民时，民本思想中“君臣易位”的革命论，往往能成为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强大思想武器。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确实付诸实施过，只是贯彻、落实的程度不同而已。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避免王朝倾覆，会采取一些爱民、惠民的措施，以稳定社会秩序，客观上减轻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皆是以民本思想作为其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同时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口头上“保民”、实际上虐民的专制君主，如隋炀帝等。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的“假民本”，而彻底否定民本主义的实践价值，将民本思想完全等同于政治上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