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间部分的一些篇章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与孔子生活相关联的真实画面，它们与孔子的饮食、行坐、衣着有关，也与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如何与人相处有关。这些不同段落, 为读者提供了很多图像与轶事，将这位模范老师的生活呈现给他那个时代的追随者，以及代代相传至今的学生。

　　也正是在这些核心篇章内，孔子被描述为有四件他个人绝不能容忍的事情——“四毋”，这深刻揭示了孔子的自我认识和他自己的价值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武断绝对，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  

　　这四个“毋”加起来就成为了一个整体，其积极含义在于：对孔子而言，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不仅仅指遵守某种道德教义、依从某些既定规则。依据这些严苛的要求，我们可以推论孔子有他自己所期许的一套总体的、自觉性高而且诠释性强的个人行为习惯；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毕生所追求的是务实的参与（pragmatic engagement）而非抽象的假设(abstract speculation)；开放、包容的态度而非对终局（finality）的执着；灵活的意愿而非固执己见；对他人之需求的敏锐与尊重而非对一己私利的过度关注。这种惯常的、高自觉性倾向即使不能使人们做到像整个文化传统之榜样的孔子那样圣贤，也足以激发对德行的追求。

　　孔子的过程宇宙论(process cosmology)回避了一切强目的论或者唯心主义，它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very now）。作为一种个人的处事方式，孔子的“四毋”将行为与人类经验中最直接的东西——关系——联系起来，并且专注于塑造一种习惯性倾向，而这种习惯性倾向在具体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时最为有效。虽然我们可以视“四毋”为一个整体，认为四者相互蕴含，但我们仍可追问：当我们单独分析这四者时，我们又如何推知孔子自觉的道德主体？

　　子绝四之一——“毋意”（不凭空臆测）。这恰是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孔子形象——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觉得他只依据那些与任何特定环境无关却只由一些僵固的前设原则所决定的迂阔理论行事。正好相反，孔子的主体性似乎已经渗透在当下（here-and-now）发生的每一件特定的人类叙事之中，并对其作出反应。

　　与此同时，他也正在努力地把实践转化成为理论，以期产生更明智的结果。《论语》中大部分表达孔子道德愿景的语言都是情态性的（modal），而不指涉具体的行动，是在行动中劝诫一种特定意见(a particular attitude)，而非任何具体的行为准则(specific rules of conduct)。我们应该以“诚”作为行动依归，于己存“忠”并好学不断，对其他人则应该有“信”。

　　如此强调情态而非具体内容，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大多数行为都是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存在着的一种承诺的运行(a function of existential commitment)，它们并不是由我们一连串零散的选择依次序决定的。而且，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也要求最理想的道德行为必然是对特定环境的有效反应，而不是预先决定的。

　　在对人的理解方面，孔子不但抗拒臆测，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全自然主义视角的主体观，不诉诸于自我的形而上学，也不诉诸任何统一的基础，如灵魂、心灵、自然或性格。孔子把“人”定义为“仁”，标明了一个在活动中而非活动前，关系中而非关系外的具有批判意识、自我意识的主体。

　　在对经验世界的理解方面，孔子同样抗拒臆测，反而引领我们朝着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日常事件进发，从中寻找我们行为的依据和理由。孔子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个主体概念，远非诉诸于某种简单、孤立、高高在上的统一性，对其最恰当的描述应为——通过一个个生活片段中与孔子相交的同仁、学生和朋友对孔子所表现出的尊敬而聚焦的自觉的决心。

　　在上述的这些关系中，“诚”在人们的选择方面似乎担当了重要角色：孔子并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其他人身上，他的影响力似乎更多地通过他对周围人需求的尊重和理解发挥作用，而这些人的行为也受到了他这一做法的影响。子绝四之二——“毋必”（不武断绝对）。这样避免将固定的、终极的东西作为命令或普遍法则是基于他对变化和新奇的基本尊重。它反映了孔子对置身于“生生不已”这个宇宙法则之中的人类生命的开放式复杂性（open-ended complexities）的一种觉悟。“生生不已”四字出自《周易》，有连续不断并且不可逆转地在变动的深邃意涵。在《周易》的其他段落，这一生生的过程被明确表述为“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表明我们的出身、成长、生活都在情境化的、不断发展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展开，在这一背景下，自我意识的成长本身就是宇宙道德的实质。在这一个过程中，主体感首先出现在我们在不断展开的个人叙事中，目的明确、深思熟虑地担负起至关重要的、常与人协作的角色时。焦点-场域的、关系性的主体性的这一典型特征，要求我们不仅要对这些角色的持续成长保持不懈关注，还要具备足够的道德想象力，去意识到并且应对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不可化约的复杂的人是生动而活跃的，在不断地尊重他人、与他人协作的过程中， 他们必须保持随机应变、知错能改以及乐于助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既没有终局也没有结束。  

　　与此相关的是子绝四之三——“毋固”（不固执拘泥）。这一种灵活性，为明于自省的人所必备，因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经验交易、联合的性质，并坦然接受在周围其他人的域境内自己身份之多重性，是多变而又确定的焦点。这种焦点-场域的主体，必须被理解为在他们重要的关系模式之中自觉地去塑造或接受塑造的、不可化约的交易性的主体。根本而言，这种主体性只能通过已然确立的认同和顺从习惯而议定。也就是说，虽然这种行动在受到过去影响的意义上必然是被动的，即总是“承受”着他人的行动，但它同时也必须在自觉性、灵活性、目的性、前瞻性几个方面找到适当的平衡。简而言之，我们只有在定义我们身份的活动中灵活反应，才能过一种道德上负责任的生活。

　　子绝四之四——“毋我”（不自以为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主体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不能以自我为中心。随着通过在关联中塑造了他们的符号学过程、符号学能力而逐渐适应于一种文化（enculturated），这些焦点-场域的主体从与他人的“内在”主观关系（“intra-”subjective relations）中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自我反思和反省意识。这些既是精神的又是极度物质的物活性主体（hylozoistic agents），必然以他们散漫却活力充沛的血肉之躯，演活他们生命之中的多种角色。但是，当他们努力地在变化着的同样有机的身体和社会关系（equally organic phys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结构中实现一己的一致性时，他们的身体就像形成了多孔薄膜那样，不断地将经验内化为他们发展着的身份的一部分。

　　这些焦点-场域的主体必须施展他们通过学习得来的能力以应对所处环境，而同时在与其他人共享的活动之中，非强制地展现出一种由关系定义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这些环境当中合作关系的最直接结果——一个合作网络的价值和目的变成与每个协作者自己的相一致。

　　尽管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道德生活，有着自己的一套特定、专门的词汇，但在另一种哲学背景下更好地理解这一学说，并更有效地与当代西方哲学家沟通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当代自由主义在讨论伦理学理论常用的专业术语，例如“自主”、“选择”，我们能否将之重构，然后用来有效地解释儒家角色伦理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