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不仅展现了中华传统文明的自我转型和超越，更有着宏大的人类文明视野，它以自身的实践深化了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和文明形态演进认识规律，并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更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呈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生产力变革的产物。首先，生产力决定人类文明的状况和样态。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物质基础是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于此，我们往往用农耕文明来概括源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但中华文明的“古”并非单纯过去时间的所指，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能指意义，即建立在现代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文明样态。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因安定自守而错过生产力变革的潮流，也失去了文明从“古代”到“现代”转换的契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坚持带领中国人民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以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终在现代化实践中得到诠释和发展。其次，现代文明同样也具有生产力的质的规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创新求变始终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也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所遵循的必然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不仅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的结果，更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的结果。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进入了一个破立并举的新阶段。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漫漫征途上，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无疑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更大的活力和更长久的动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传统文明的现代发展和现代形态，是与传统文明形态相区分的新样态。从人类社会变革的整体来看，中华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本质上是“蜕化”过程，这种蜕化涉及文明的各个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这一“蜕化”将中华文明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移植到现代化大生产之上，使其与现代生产相融合、与现代生活相贯通，并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交融中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进而催生出一种融合历史传统与现代走向的全新文明样态。但同时，这一“蜕化”又不是简单的抛弃和否定，而是文明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构成了一个文化生命体的不同生长阶段，即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更新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长的道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则延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生命。由此观之，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一种扬弃，是肯定与否定同在的过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自主更新的产物。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来看，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具有明显的“后发外生型”特征，即不是因为文明内部自然演化，而是为免于西方军事政治侵袭而被迫开启的“防卫的现代化”。但随着文明的生长，影响文明发展的因素总是从外部环境转向社会自身躯体内。中华文明在发展中要面临长期存在并且依然存在的全人类共同难题以及时代发展中的新矛盾，并要通过文明的自我实践、自我完善去实现。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诞生是主动实践的结果，而非外来输入的产物。事实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自主选择文明发展方向并有意识地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消去了以往文明发展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推动了中华文明有目标、有组织、有次序地发展。同时，中华民族也通过不断巩固文明建设的主体性，增强自主能力，解决新老问题，积累新经验和理论，从而实现了文明的自我更新和完善，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民族性不仅是对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体认，更指其内在的中国特点与民族特性的赓续与发展。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具有以华夏地区为核心的叙事空间、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传统和多元一体的内在历史脉络，这些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始终保存自我，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非对传统文明的机械重复，也非对外来文明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智慧和养分，在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明形态。民族性的延续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和精神特质，也为中华文明的长远发展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世界性则彰显了文明的时代特征。古代文明生存的基础是民族历史，而现代文明生存的基础是各个文明交汇的世界历史。现代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特征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产生的，不同民族的历史性实践都融入世界体系，并以普遍交往冲破了国家和民族的限制，继而在消解往日传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传统。就当前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以生命洋溢的现代形态同时代照面，重要原因就是积极面向人类一切文明。在各种异质资源交融的特定民族场域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积极综合其他文明优势要素，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这一借鉴与吸收使得中华文明既保存了独立性，又具有了世界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实现文明的“涵化”，就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文明的发展都要遵循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和本文明演进的特殊规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首先是一种历时性考察。马克思曾将社会形态分成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基于马克思的这种三分法，人类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前文明形态”；然后是“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通过内部分工而构建的文明形态，因为迄今为止的文明往往是建立在阶级分裂甚至是对抗基础上的；随后则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是基于人类文明的这一基本演进规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人类文明演进一般规律，选择了在理念和方向上属于未来文明形态、而基础和结构上却是属于现实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文明，既规避了资本主义“物的依赖”的、分裂的文明形式，又在现实的发展中孕育着未来的文明形态。从这一方面讲，作为文明特殊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原则高度”的普遍性。同时，考虑到自身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这一特定的地域和历史条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实践而发展。马克思所说的“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便是如此，文明的发展既要以“差异”为前提和基础，又要注重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及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坚持根据本国国情和文明发展特点，探索适合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了人类文明多元发展道路

　　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世界秩序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秩序将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部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着人类文明的总体走向。由此，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优于其他文明各自发展并拼凑而成的世界秩序。

　　然而，西方文明内在的文明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长久以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使得世界文明既有的多元性发展和多样化表达被长期压抑：西方文明冲突论只分析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文明形态，未能对未来人类文明形态进行建设性的理论研究，并且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广泛矛盾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停滞；西方后现代主义只应对了西方发展中面临的理性危机和异化危机，未能对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本身给出真正的解决之道，甚至还解构了人类文明的意义；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反思很难走出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论，而且在处理人类文明和自然关系上体现出生态伦理现代性的缺位。就此而言，西方文明的缺陷不仅暴露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还表明目前急需一种可靠的文明以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合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并具有全球视野。作为人类文明变革的产物，它代表了世界潮流的生产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不仅直面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问题，更回应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之问。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旨归，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问题，既关注个人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国际文明交流以及世界秩序，同时也能顺应人类文明普遍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内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文明意义上的普遍性，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问题而提出的价值，其超出了国家、民族、地域的界限，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彰显了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道路。这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更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从全球视角考察中国发展，把握世界发展大局而形成的人类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形态或超越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通达现代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是对“现代化≠西方化”的具体实践，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形式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从而鼓舞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勇于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