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是近年来哲学界为了解决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深层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崭新方案，旨在让哲学说汉语，使之在中国进一步扎根成长，让哲学既具有普遍性的特质也具有更厚重的中国特质，就像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也具有显明的中国特征一样。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汉语哲学的成长提供了更深厚的根基、更有利的环境。

　　一、汉语哲学：新生与模式

　　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来自西方。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设置的哲学系（门），除了极少数叫“中国哲学系”（比如1926年山东大学设立的哲学系就叫“中国哲学系”）之外，绝大多数都叫“哲学系（门）”。当时人们较为普遍地认定，哲学的标准范式是西方世界提供的，来自西方的这种“哲学”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所以，中国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就像“中国现代化”一度被研究者视为把古老中国变成一个现代中国就是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就是以全新的西方式的现代置换掉“落后”的中国式的古代一样。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彻底改变了这样一种立场，人们由此致力于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中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发展大道，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重新思考中华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复杂关系，中国的哲学即“在中国的哲学”甚至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现象也因此受到深度反思和质疑。其结果就是，“在中国的哲学”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了，而应该是某种既有哲学一般特性又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某种“哲学”才是“中国的哲学”或“在中国的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目前被很多学者理解为“汉语哲学”。

　　与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折相一致，从“西方哲学在中国”到“汉语哲学”的转变，也喻示着诸多新的调整和替代，包含着一系列的反思重建。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重新建构。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人才有越来越多的骨气和底气，来发展具有中国气派的“汉语哲学”。

　　对“汉语哲学”的理解目前还有争议。概而观之，我们可以在四种意义上理解它，相应地， “汉语哲学”就表现为四种模式。

　　第一种：用中国的汉语准确表达来自西方的哲学；作为表达手段的汉语只有形式的意义，没有实质性意义。汉语表达西方哲学的不完备性是一种缺憾，而不是创造性空间。这个意义上的“汉语哲学”其实就是西方哲学对汉语的挤兑和压榨。在当下中国学术界，这种意义上的“汉语哲学”基本无人主张，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多做讨论。

　　第二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在中国寻找和发现哲学。在这一模式中，西方哲学的理念、逻辑、立场、观点构成一种普遍性、一般性，是一种未经反思的预先性存在。比第一种“汉语哲学” 模式有所进展的是，它不再强求外来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纯粹地、完美地落地、扎根，而是认为中国原本就有类似的“西方哲学”。我们的工作就是按照严格的西方哲学的实质性标准发现和凝练在中国已有的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整体框架来自西方，离开了这个框架，我们很难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哲学”。作为表达形式的“汉语”已不是纯粹的表达形式，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定的创造性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普遍性可以给予表达形式一定的特殊性权利，使得“汉语哲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个性。这种特殊性和个性不再是不纯粹、不标准的象征，而是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象征。按照这种理念，即使可以说“汉语哲学”早已有之，却也是按照西方哲学的理念、观点在中国探寻、提炼出来的，其灵魂仍然来自具有普适性的西方。

　　第三种：超越汉语仅仅作为表达形式的层面，认定任何足以表达哲学的语言都内含着独具特色的语义体系、语法结构、表达方式，通过追究汉语的语义体系、语法结构及表达方式，可以建构不同于西语的独具特色的“汉语哲学”。它主要是立足于汉语哲学的视角“来揭示和考察由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而体现出来的人类心智结构的共同点和差异，以及人类认知或意义由不同语言而体现出来的变化”。在这里，汉语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形式，而体现着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中国人特殊的心智结构，以及因语言不同而表现出来的认知结构。从第一种“汉语哲学”模式中汉语作为纯粹的外在形式，到第二种“汉语哲学”模式中汉语开始具有一定的内在意义，再到第三种“汉语哲学”中汉语具有了实质性、内在性的哲学意义，“汉语”终于超越了仅仅作为定语形容“哲学”因而外在于哲学的地位，开始具有内在的哲学性质。汉语作为语言与中国人的认知结构、心智结构，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内在关联在一起。

　　显然，赋予汉语与英语、法语、德语同等的地位，从汉语的语义体系、语法结构及表达方式中探究独具特色的汉语哲学，比前两种“汉语哲学”模式中的中国性将有显著提升。在反思批判西方哲学的普遍—一般性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比如常常被视为哲学普遍问题的“Being” 问题只是西方语言形态带出的问题，因而并不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汉语哲学”的界定仅仅把汉语哲学解释为语言哲学、认知哲学，只属于理论哲学，而与实践哲学完全无关，这使得这种汉语哲学仍具有浓重的西方特质，而且是分析路径的那一种西方哲学的特质，跟中国传统思想的实践特质完全不一样。这样的“汉语哲学”如何反映中国人的认知结构和文化结构呢？显然，这种基于强调汉语语言的独特性而建构的汉语哲学，其理念和灵魂仍然是西方分析哲学的，其中国性并不够强；仍然带有以西方哲学理念和灵魂来提炼中国哲学的浓重色彩。

　　第四种：“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出发，立足于中国思想资源和语言表达形式，特别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求解，提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化的哲学问题和思想。它表达着对原来西方哲学是一种普遍哲学的质疑，以及对一种更有中国底蕴、更有现代包容性的新哲学的向往，显示一种哲学理念的更新和超越，意味着一种具有浓郁中国性的新理念和新做法。汉语哲学努力让哲学说汉语，不仅是指哲学的表达形式，更是展现重回前沿位置的中华文明发展前途的重要发现，是中国精神的哲学提炼。这种汉语哲学也必须深入理解西方哲学，但不能深陷其中，必须迂回到作为出发点也作为落脚点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就像孙向晨所说的，“汉语哲学”“建立在‘迂回’的视野之上，通过‘他者’进行自我省思。这需要将‘西方哲学’的‘普遍性’重置为‘他者’才能完成，这是一个‘范式转换’”。显然，第四种“汉语哲学”才具有更强的中国性。但这种中国性并不否定西方哲学，而对西方哲学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它不再主张西方哲学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品质，反而主张用“整体—部分”框架来取代原来的“普遍—特殊”框架，把西方也视为一种特殊，一种近现代以来地位更重要的特殊的“特殊”，一种即使时下更重要一些但也不等于普遍和一般的“特殊”。不只从语言结构入手，而是进一步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特别是逐渐取得重要进展的现代文明高度出发，提出并回答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才是汉语哲学的更高目标，才是汉语哲学的内在本质。

　　目前而言，除了第一种“汉语哲学”已基本无人主张之外，其他三种“汉语哲学”模式都有各自亟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在这三种模式空间内，都可以对汉语哲学做出进一步的拓展或深化。据此，它们都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发展空间内，三种模式可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最后凝聚和汇聚在一起，对“汉语哲学”的未来构建做出各自的贡献。

　　二、中国式现代化给汉语哲学奠定基础

　　文史哲兼通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优点，这跟当下中国人文学术受西方和前苏联学术的影响形成的学科藩篱形成明显对比，从而更彰显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意义。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使得这种彰显得以发生和可能的是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百余年来艰难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获得的成就和引发的现代性问题，才使得我们重新省思中国传统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起点。立足于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新的境遇和新的起点上重新看待中国传统，看待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

　　近代中国的现实际遇使得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可现代化之后的中国走向何方却不是每个人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道路一度被理解为中国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则被理解为学习甚至模仿西方，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无论给发展和现代化下什么样的定义，它们实际上显然都是为西方化伪装”曾一度是中国诸多学人深信不疑的信条。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自然会导致吉登斯所谓现代工业社会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有一种普适性发展模式的“发展决定论”，“采用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认为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具体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因此，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某些普适的发展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属于‘工业资本主义’，就会重复这些发展模式；如果有些社会没有体现这些模式，那肯定是因为它落伍了；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社会的发展陷入停滞。”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已经使得这种“发展决定论”的单纯性和谬误性越来越明显。正是在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启发和推动下，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看待中国现代化，把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看作中国大历史、中华文明整体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虽然有所调整、创新但不会完全脱离原有轨道、不会也不可能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而只会在原有轨道基础上拓宽、丰富和延伸的历史事件。经历以学习消化西方为主的一段时期之后，以回归中华大道和自主创新为特点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至少包含着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中国道路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拓展的统一与融合，是这种融合之中正在不断发生的对中华文明的再创新和新发展，而不是把现代化的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从东亚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现代化取得初步成功后就会启动本国传统的再评估，而不再像现代化启动时那么激进地否定本国传统。黄秉泰博士在《儒学与现代化：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提出，在现代化任务初步完成之后，在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里，才能更好地探寻儒学支持现代化的因素。其实何止儒学，其他中国传统也多是如此。一个活着传统的文明必定可以在与具有强大挑战性的新文明的互动交流中进化自身；也必定流传着一些有生命力的各种文化因素和力量。寻求它们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开放性融合，是调整、激活、凝聚、创新自身的有效契机。中华文明本来就有开放、包容、创新的传统，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封闭和僵化。传统中国本来具有的这种创造性活力可以通过恢复、激活并在与新引进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学习、消化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分，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并无矛盾冲突。汉、唐、宋中国本有的那种开放、包容的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品格，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品格。如对草原文明、西域文明的成功消化吸收，就壮大发展了中华文明本身。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前所谓“中国长期缺乏变化、停滞不前”之说，这种伴随着欧洲启蒙运动后期欧洲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而被欧洲知识分子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是把中国历史上特定阶段的现象当成了所有时期的普遍现象。按照尼尔·弗格森的说法，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因为在明朝很久之前，中华文明一直不曾放弃过利用技术创新来领先世界的事业”。与之相比，1411年的西欧仍然处在“难以忍受的落后状态”，甚至在明朝建立之后“长达3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不论以何种标准看，明朝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但随后，在17世纪中期，前进的车轮脱落了”。钱穆先生也说：“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但不能适用于汉、唐、宋诸代。只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断壮大，才在18世纪晚期以来的欧洲启蒙话语中逐渐形成关于传统中国封闭、专制、僵化、停滞不前甚至千年不变的形象，这是用特定的转型、起飞的西方对应特定时期、停滞的中国的结果，是使用正在生长的近现代西方对应日渐衰落的帝制中国的产物，是近代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锻造的、很毛糙的“初级产品”。近现代西方越来越占据主导性的关于中国的话语转向以封闭、专制、僵化、停滞这些负面存在为主，中国形象的这种转变是以中华传统文明步入衰落、出现严峻问题为前提的。话语形象的改变调整是以文明形象的改变、文明活力的衰退为基础的。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进步，中华新文明活力的不断孕育和重新激发，关于中国的话语的重建需要一种学术自觉，一种新的反思和调整。对欧洲启蒙运动后期形成的中国话语体系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反思和建构。建构主体须从欧洲启蒙知识分子自觉调整为我们自己。被他人建构必须调整为我们自己的主动性建构。关键是，在中国消化、吸收现代化成就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将在一种新的汇聚中延续、拓展古老的自身。流动性、开放性、创造性活力的恢复和在与新文明的融合中进一步获得的创新性，将进一步赋予新的中国，使得古老中国的特长、优势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性发展中获得新的活力。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消化吸收，进一步恢复、发展中华文明，正是使其获得更加富有创造性活力的良好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文明优秀品质的学习与消化，与中国历史上对草原文明、西域文明的消化一样，只会丰富、壮大我们的文明本身，而不是消解我们的文明。站在这样的角度看待本文的问题，对中国固有的自由、创造传统的探寻与恢复，与对西方现代自由体系的引进，就不再是矛盾的，不再是对中华传统的切断和消解，而是相反，是一种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继承、进一步拓展、创造、提升。使这种继承、发展、创造、提升得以可能的关键，就是有效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分，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统领，从而构成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目标。

　　中国智慧也有自己长期形成的优势和特色。汤因比先生就认为，中华文明形成了一种在尊重多种文明的前提下对广袤地区有效治理的历史经验，不像西方文明一定要在同质化基础上进行治理。自基督教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延续一神论传统，基于一种强一元主义来对待他者，对他者的包容度极为有限。与此不同，中华文明没有欧洲那种强烈的一元主义传统，接纳、互鉴关系的达成不必以进入自己的一元主义框架为前提，对接触到的其他文明特别是具有较强挑战力、影响力的文明，早就形成了一种交流、互鉴、吸收、融通的包容性品格。凭着这种智慧和能力，中国人“在数千年时间里，他们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圆满地将数亿的民众在政治和文化上团结了起来。他们显示了在政治和文化上进行统一的技术，并且具有难得的成功经验，而且这样的统一恰恰又是当今世界绝对需要的。”跟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形成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的政治传统不同，中国的传统和治理智慧一直奉行和而不同的世界主义，由此导致的不是不断的“分”，而是形式各样的“合”。只要能解决“合”的结构中个体自由的创造性活力，这种以独特智慧容纳异质性、多样性的治理传统就会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并在技术、经济统一的基础上发挥和释放政治文化智慧的可能性优势。所以，“在现在的各个民族中，针对世界一体化这一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出路，用了两千多年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是准备得最充分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未来统一全世界的既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恐怕会是中国”。当然，这是一种历史可能性，需要我们在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在拥有了技术、经济领先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政治和文化并长期努力才能获得现实的结果。中国人的底气不能只依赖传统智慧，更需要当代的传承创新，需要以更大的气魄和胸怀做出新的融合创新。当代文明的多样化、全球化给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彰显优势的重要历史机遇，抓住这个宝贵机遇，才能将各种资源和条件汇聚到这个方向上来，这种可能与态势才会历史性地凝聚起来。

　　三、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与汉语哲学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再只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与道路，更是一个立足中华文明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创建一种更高的新文明的方式、道路。消化、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只是这一道路的起点和初始阶段，在古今中外的融通和创新中拓展以中华文明为底色的新文明，才是更高的目标。如果说，早前的“中国现代化”所关注的地理空间是“中国”，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关注的地理空间就不只是“中国”而必须是“世界”，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展现它的潜力、完成它的使命，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内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状态。现代化全球扩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现代性问题，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现代性问题迫切需要一种世界一体化的全球性视野，仅仅囿于一个国家是无法完成的。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已接近完成，现代性问题的全球性解决似乎远未形成像对现代化拥有大致相同认识那样的共识，总是慢了半拍。“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对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和思路，提供一种对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与思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自觉。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必然承担世界性的使命。这种使命与马克思主义赋予无产阶级来承担那种建设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的使命是内在统一的。

　　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着现代性产生以来就预示出的一个历史任务，那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的创建与完善。自从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以来，就诞生了从左右两端批评它的现代性思潮。这两种思潮的一个共同希望和理念就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建构一个更高的新文明。马克思主义从激进左翼立场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保守主义阵营生发出的虚无主义批判，也认定资本主义文明没有光明的未来，却必然陷入颓废和平庸，避免不了虚无主义的结局。虚无主义是传统深厚、后来和因外部刺激实行（所谓晚、外、发）现代化的大国必然面对的问题。其核心关注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必然以虚无主义为本质和终结？如果是，传统深厚的晚、外、发现代化大国能否创建一种避免虚无、超越虚无的新文明？至今这个问题主要在亚欧大陆自西向东的三个国家备受关注：在德国（以哲学形式）、俄国（以文学和政治形式）先出现，20世纪初进入中国（和日本），后来才逐渐在全世界蔓延。其主要关注是，如何创建一个不但在经济、技术而且在文化、政治诸层面都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之破碎、平庸和固化的新文明，在避免资本主义的虚无主义结局的基础上开辟人类文明的新时代。马克思、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出发点、立场差异明显的大思想家，在认定资本主义摆脱不了现代虚无主义命运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虽然马克思和尼采都是着眼于资本主义对崇高价值的虚无化、认定资本主义文明解决不了坍塌了的、非真正的“崇高价值”的再重塑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着眼于资本主义对基本价值的虚无化、认定资本主义文明难以根绝基本价值底线的被突破、总是面临新的野蛮和道德底线的一再降低，但他们都希望未来新文明能克服基本价值和崇高价值被虚无化的危险，在未来新文明中不但成就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在保证基本价值底线的前提下不断成就一种真正健康、崇高的价值体系，使得文化也获得高度的繁荣与升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现代文明史中众多仁人志士长期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建构一个更高更好文明）的解决就呈现出新的曙光。这个曙光一度沿着亚欧大陆从西向东延伸，汇聚到当下中国这里，越来越明亮。让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骨气和底气，通过中国道路实现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目标。中国即使不是独自承担这一重任，也应该在其中充当主导性力量。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通过消化吸收现代化的成就而拓展、丰富中华文明，不仅仅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而是进一步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建设一个高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发展之路，丰富、拓展中华文明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这两个历史任务，由此汇聚在一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承载的两个重大历史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我们立志于“汉语哲学”的创建，坚持由汉语承载的哲学思维的叙事逻辑，与世界哲学形成相互回馈的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现代性转换，通过对现代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求解，拓展汉语哲学表达的空间，扩展汉语哲学思考和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空间；通过中西融通创造汉语哲学新形态，应对时代挑战，培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汉语哲学意味着中华民族语言内含的思想表达力和思想创造力的不断成熟。因应这种学术自觉，我们将致力于在文化融通视域下言说与建构当代汉语哲学，以汉语语言分析为逻辑基础，通过汉语本位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哲学研究，以及文明互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在文化融通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当代意义的开显和创造性转化，并为解决现代性问题和时代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山东大学1926年创办的哲学系叫中国哲学系，在当时是创办一个西洋化的哲学系还是中国化的哲学系的争论中选择了后者。这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推崇，几被忘却。在文化自信和文化两创的新背景下，在构建汉语哲学的新形势下，这个选择获得了重新评价的机会。我想，文化自信和文化两创与文明互鉴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中国哲学并不排斥外国哲学，汉语哲学是高度开放的，它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是为了创建一种不但具有中华文明的底色、更具有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高度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的创建必须以实现一种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的社会主义新文明为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具有高度开放的视野和气魄，也内含着一种显明的融合性力量。融合性、开放性必然是汉语哲学的主要特色。汉语哲学不能排斥西方哲学，而是在开放和迂回中提升自己。这主要是因为，汉语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汉语作为一门语言表达和探究哲学的能力、资格、地位问题，更是中国的传统、资源，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汇聚各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资源谋求解决现代性的普遍性问题，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中国路径、中国方案。

　　在目前阶段，汉语哲学的融合性、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超越目前壁垒较严的哲学8个二级学科，特别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在它们之间开辟更多的窗户和门户，建立更多的通道。只要是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借鉴各种思想资源来表达当代人类面临的现代性根本问题的，都是汉语哲学，不必再问、再分属于哪一个二级学科的哲学了。它对如今有些流行的那种局限于某个二级学科内部不断开拓越来越小的问题或领域，然后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极少跟同一个二级学科内部的其他学者来往的状况，是一个有效的提防和矫正。更不用说提防和批评不跟所属一级学科外部交流的那种更为普遍一些的状况了。汉语哲学坚决反对那种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互动越来越少的趋势，并强烈呼吁拓宽视野、打破界限、沿着问题不断追溯、不受二级和一级学科的限制，建立更多更大的视界融合。第二，汉语哲学继承中国传统思想文史哲不分家的优秀传统，不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以普遍性自居蔑视追究特殊性、个别性的文学和史学，不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跟文学（诗学）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之中，而致力于文史哲的会通融合。同时，汉语哲学也非常清楚，当代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传统的人文学术精神面临很大的冲击，甚至不但核心地位丧失，某些时期更面临着被边缘化的窘境。屠格涅夫曾在《父与子》这篇著名小说中表达了这种担忧。他通过小说主人公巴扎洛夫的“现代虚无主义者”形象表达着自己对巴扎洛夫这种类型的科技知识分子贬斥甚或泯灭人文知识与价值、排挤并边缘化文史哲艺术宗教等传统人文学科的现代性忧虑。现代人文学科不能躲在传统的人文范围内自娱自乐，而必须对启蒙以来产生的各种新型知识保持高度的开放状态，通过研究伴随着这些新型知识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进一步扩展当代人文学科对当代世界变迁的思考能力。汉语哲学不但继承、恢复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史哲不分家的好习惯，而且应该对当代新知识、新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以高度开放性的姿态推进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以及理工农医各类新兴学科的交叉融合。第三，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还要进一步向理工农医各种新科学、新知识开放，不能在受到现代性冲击、面临边缘化的境遇下筑起一道壁垒，躲进传统之中不理睬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在封闭中寻找自己的满足和平衡。那不是汉语哲学应有的姿态和风格。汉语哲学应该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具备宽广的世界性视野，保持内在的开放性诉求，只有这样，它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宝贵的历史时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致力于汉语哲学的创建和完善，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