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美德光耀神州，难有一本书能描其全貌，少有人能述其古今，只能掬一抔而饮，而品咂，而回味，而受其滋养。倘若有人择其一二而笃行之，则多成孝廉贤达、股肱栋梁。小文采撷传统美德之一二，希企共读共倡共行。

　　一曰善 

　　一提到善，有人说是佛教的概念，差矣！善乃中华传统美德众德之源、一脉传承、弘扬至今，亦将流传千古。

　　善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古字形由表示吉祥的“羊”和“誩”组成，合义表示吉利话、吉祥的言辞，基本义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道德经》第二十七章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谷梁传·襄公十年》曰：“中国有善事，则并焉；无善事，则异之存之也。”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倡善立善扬善。

　　说起善因善果，也非佛教首创。《周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管子曰：“善人者，人亦善之。”《史记》载：“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这些劝导人们向善的名言警句，皆早于佛教诞生。一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的楹联，贴遍大江南北、千家万户。

　　可见，传承至今的中华传统美德，“善”代表心地仁爱、品质淳厚，是道德评价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代表着人类追求的美好品质和行为规范，鼓励人们在生活中积极行善、追求美德。无论是仁爱孝悌、与人为善、诚信知报，还是克己奉公、笃实宽厚、勇毅力行，都可称之为善。自古以来，无论是尧舜禹，还是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还是林则徐邓世昌，还是无数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英烈前辈，都可以称之为善。

　　新时代，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合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华传统美德“善”在新时代的一种新的表达。大家若能熟稔于心、起而行之，善哉善哉！

　　二曰忠孝 

　　“忠孝”二字，是融入到中华儿女血液和骨髓中的品格追求，是生生世世传承下的“正能量”“大道德”。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由象征长辈的“老”字与象征子女的“子”字组合而成。《尚书·太甲中》曰：“奉先思孝。”《尔雅》曰：“善事父母则为孝。”《论语·学而》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三才》曰：“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的观念从孝敬鬼神，到孝敬父母，到为仁之本和孝治天下，中华传统道德逐渐形成以孝为根基的伦理。

　　忠字，成于战国时期，上“中”下“心”，说明其本义为尽心竭力。《说文解字》解曰：“忠，敬也。从心，中声。”《左传》曰：“忠，德之正也。”《论语·子路》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八佾》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家主张“移孝作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将孝从家庭伦理拓展至社会规范，使忠孝成为“家国同构”的理论基础。

　　历史上，无论是百里负米的子路、亲尝汤药的汉文帝、怀橘遗亲的陆绩等“二十四孝”，还是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千古名臣，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世永恒的榜样，影响着世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忠孝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仔细去剖析，这种论调是偏颇的，中华传统美德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千年不辍，就在于其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当代忠孝已突破封建框架，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孝从“顺亲”转向“敬亲”，忠则从“忠君”升华为忠于国家、职业与理想。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统美德的精神纽带只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而永不应推翻舍弃。忠孝的本质是良知驱动下对家国责任的自觉。“小孝持家，大孝报国”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的根基所在吗？若社会人人皆能尽孝尽忠，则家齐国治、万事可兴。

　　三曰真善美 

　　“真善美” 乃中华文明之精神内核，亦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传世圭臬，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跨越时空，润泽后世。

　　真字，始见于西周金文，上半部分为“匕”，下半部分为“贝”，基本义是本质、本性，引申为真实。关于真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当时的人们对自然充满敬畏与好奇，通过观察天文、地理等探知真相。如《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古代天文学家用“四仲中星”来确定四季，体现了对真实自然规律的探索。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认为顺应自然本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庄子倡导的“法天贵真”，强调合乎自然之道以达“真”境。

　　善字，金文从“誩”从“羊”，表“好”之意。在氏族部落时期，人们为了生存相互帮助的行为就蕴含着早期善的萌芽。到了春秋战国，孔子以“仁”为核心，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善的集中体现。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恻隐之心即仁、羞恶之心即义、辞让之心即礼、是非之心即智，是仁义礼智的开端。

　　美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本义指漂亮、好看。甲骨文的“美”字，像头戴羽毛装饰的人在跳舞，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认识与审美意识。老子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推崇自然、朴素的美。孔子提出“里仁为美”“尽善尽美”，即道德修养与美相结合，强调美与善的统一。

　　“真善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强调了价值观的三个关键方面：真实、善良和美好。不同于西方哲学将真、善、美割裂为不同领域的概念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三者视为有机整体，将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重要元素”“突出特性”无不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真善美的特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要求，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描绘了国家和谐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景，在本质和内容上都与真善美交融契合。

　　在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各类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践载体作用，让“真善美”通过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得以呈现，通过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和美德信用建设得以彰显，依托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得以弘扬，营造出真善美时时皆在、处处皆是、人人皆行的浓厚氛围。

　　四曰梅兰竹菊 

　　中国人对美的追求是渗透在文明基因中的精神密码，梅兰竹菊“四君子”作为中华美学的元语言，从文化符号到精神象征，构建出从“观物取象”到“托物言志”的完整链条，形成“观其行—究其理—修其心—达于道”天人合一的审美行径，搭载起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美学体系。

　　梅，寒冬绽放，疏影横斜，以素净对抗凛冽，以色艳唤醒春意；兰，叶如剑指苍穹，花若蝶栖幽谷，暗香浮动，清远含蓄；竹，中空外直，节节攀升，风过成涛雨如磬，新笋破土如剑锋；菊，凌霜而荣，抱香而死，花瓣层叠如云锦，枯枝垂首似禅定。观行见其魄，究理明其魂。古人观梅兰竹菊之形，究四季生化之理，在物象与精神的哲学维度间架起桥梁，使自然之美升华为生命之悟。

　　自然与人格同构，在物我互鉴中完成从审美到觉悟的跨越。儒家“君子比德”思想赋予四君子以人格“美”的内涵，形成立体的人格参照系和独特的审美伦理。梅被赋予“穷且益坚”的道德属性，王冕的《墨梅》“只留清气满乾坤”，将视觉体验升华为气节宣言；兰成为“慎独”修养的具象载体，《孔子家语》以“芝兰生于深林”喻君子内修，朱熹更在《兰涧》诗中构建出“光风浮碧涧”的道德景观；竹通过“未出土时先有节”的生物特征，演绎出“直道而行”的处世准则，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题画诗，将植物关怀转化为民本思想；菊以“宁可枝头抱香死”的生命选择，成就“淡泊明志”的人格象征。道家美学以“道法自然”为核心，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梅兰竹菊的自然属性被视作“道”的具象化呈现，梅的寒冬绽放诠释“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则——在极寒中孕育生机，契合《道德经》“柔弱胜刚强”的哲思。竹的中空结构，成为“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物化模型，其生物特性暗合“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要义。徐渭泼墨梅花枝干虬曲如苍龙，以“宁拙毋巧”的笔法实践“大巧若拙”残缺之美的道学阐释，残荷、病梅、瘦竹等意象，皆成为道家“以不完美见证完美”的审美符号。中国古代文人将对美与美德的追求，巧妙投射于梅兰竹菊的意象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系。

　　从《诗经》“山有佳卉”的比兴传统，到文人画的笔墨程式，再到美善合一的精神追求，梅兰竹菊的文化意义构建出从自然观察到精神修炼的完整链条，实现了“以美育德”的教化功能。当代语境下，我们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的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便是如竹之深扎根系于传统厚土，似梅之破寒绽放于时代枝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美的精神追求转化为可触、可感、可传承的审美存在，形成“美善相济”的生活艺术。

　　五曰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石。从孔子最初提出“仁、义、礼”的道德框架，到孟子加入“智”的维度，再到董仲舒注入“信”的追求，“五常”体系得以完善，成为先贤留予后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安身立命之本。

　　“仁”居五常之首。“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互存、互助、互爱。《礼记》有云：“上下相亲谓之仁。”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儒家认为，仁就存在于内心之中，不是遥不可及的高尚情操，而是推己及人的生命自觉——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

　　义的繁体字是“義”。“義”是会意字，从我从羊，含有群我关系，可认为令自己的言行符合群体的规范要求者，称之为“义”。“义”体现着一种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范畴。孔子曾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将“义”作为自身取舍的准则来看待。孟子言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将“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时至今日，义然后取、见得思义、见义勇为等仍是我们道德修养的重要准则。

　　礼的繁体字是“禮”，“禮”是会意字，从示从豊，示、豊都与祭祀有关。“礼”最初始的意思就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引申出礼仪、礼节、礼法、礼俗等内涵。对于个人而言，礼是一种修养。孔子曾言：“不学礼，无以立。”对于国家而言，礼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工具。《礼记》有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荀子更是提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对于中国人有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深刻影响。

　　智的古字是“知”，“知”是会意字，从矢从口，矢代表箭，指一个人说话、反应犹如弓箭一般，是聪明、思维敏捷的体现。《论语·宪问》记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将“知者不惑”作为君子所具有的基本美德之一。孟子认为：“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种是非的判断能力，就是智的发端。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智”，从一种人之聪敏的评判提升为一种德性标准。

　　“信”是会意字，从人从言，言从人出，就是言而有信、诚而不欺。“信”被奉为人际相处的起码准则。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信”也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左传》中说：“信，国之宝也。”唐代名相魏征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作为五常的最后一块拼图，“信”支撑起了社会运行的隐形基础，只有人人讲信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社会生活才能正常运行并得以发展。

　　“仁、义、礼、智、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仁是推己及人的悲悯，义为坚守正道的担当，礼作维系秩序的纽带，智是明辨是非的洞见，信乃立身兴业的根基。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代坐标上，“五常”恰似五弦古琴，既弹拨着古典清音，亦共鸣着数字时代的文明新曲，演奏出动人的中国之声。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粗浅梳理最耳熟能详的几个方面，抛砖引玉，意企唤起我们共同的道德记忆，倡导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传统美德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推动美德传承更加深入人心。